來自德國萊茵河畔的耶穌會士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親眼目睹了三個政權(明、農民起義軍建立的大順政權、清)在一個月內的迅速更替。在這重大的歷史關頭，他沉著冷靜，躲過了可能發生的危機，并成功地獲得了清朝順治皇帝的寵愛和尊敬。

湯若望為什么能如此成功？現在看來大約有這么幾條原因。第一，清剛入關，腳跟未完全站穩，它需要盡可能團結各方面的力量，這從清進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別是像天文歷法這樣事關全局的大事，作為新政權的清王朝是非常注重的。正如當時的漢臣范文程(1596—1666)對湯若望所說，“神父對中國歷法深有研究，必知道新朝定鼎，要頒正朔于天下，現今我朝正需像祖父這樣的天算家為我朝制定歷法。”時任攝政王的多爾袞(1612—1650)在看到欽天監所呈報的歷書后說：“這種舛錯百出的歷書，其預測上不合天象，下不應地事。有一位叫湯若望的西洋人，曾制佳之歷書，爾等從速將此人喚來。”

第二，在與大統歷和回回歷的競爭中，湯若望的西洋歷獲得了勝利。1644年9月1日，就日食的預測，西洋歷和大統歷、回回歷在觀象臺展開了較量，結果回回歷差了一個時辰，大統歷差了半個時辰，只有湯若望的西洋歷計算分秒不差。測試結果被上報給多爾袞，當年12月，湯若望被正式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從此他在清王朝有了一個穩定的位置。

第三，湯若望與順治皇帝的母親孝莊皇太后(1613—1688)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一天，湯若望的教堂來了三位滿族貴婦人，聲稱一位親王的女兒生了病，特被派來神父這里詢問。湯若望聽她們講述病情后，認為病不嚴重，就給了她們一個圣牌，說如果親王的女兒將這個圣牌掛在胸前，四天后病就會好了。果然，第五天她們又來到湯若望這里，告訴他郡主的病已經好了。湯若望后來才知道，派她們前來的是當時的孝莊皇后中，而那位生病的郡主就是未來的順治帝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孝莊為此很感謝湯若望，并表示要做他的“義女”。后來，在順治皇帝的大婚典禮上，湯若望見到了孝莊皇太后，皇太后取下手腕上的兩只手鐲送給湯若望，以作報答。在多爾袞死后，英親王阿濟格想繼續做攝政王，孝莊太后委托湯若望從中周旋。湯若望親自勸說英親王，最終促使英親王決定“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請皇上親政”。從此，湯若望和孝莊皇太后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年輕的順治皇帝勤奮好學，也是造就湯若望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順治14歲親政，在他看來，湯若望無疑是一位值得格外敬重的老人，不但“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精通歷算，身懷絕技”，而且身為一名外國傳教士卻能熟諳中國文化。對于湯若望介紹給他的西方科學和文化，順治感到非常新奇，就連湯若望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好奇，為此他曾派人暗查湯若望的生活起居。

順治尊稱湯若望為“瑪法”，即滿語中“爺爺”之意。事實上，順治和湯若望的關系，不僅是一定意義上的“祖孫”關系，更像師生關系。順治免除了湯若望進宮的所有繁縟禮節，湯若望就座時，他把自己的貂皮褥子給湯若望當坐墊，并多次將湯若望接到宮中暢談，甚至晚上入睡前也要讓湯若望陪他談話。一年之中，順治竟有24次到訪湯若望的教堂。

順治帝對湯若望的信任、尊重和寵愛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這突出表現在對湯若望的官爵加封上。順治八年(1652)，順治在一天之內加封湯若望能議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個官銜，使他從原來的四品晉升為三品。順治十年(1654)三月，因湯若望完成了《大清時憲歷》，順治特賜湯若望“通玄教師”。次年三月，湯若望希望將利瑪竇墓旁的地賞予他作為將來的墓地，順治同意。順治十四年(1658)二月，順治在城中巡視路經宣武門湯若望的天主堂時，賞賜親筆所寫“通玄佳境”堂額一方和御制《天主堂碑記》一篇。次年，湯若望任職到時，吏部認為他是二品官，可考慮誥贈其兩代，湯若望認為自己已經是“二品頂帶加一級”，希望能按一品的待遇對待，贈及三代。他的這一要求獲順治恩準，但這個誥命到康熙元年(1662)才正式頒賜。“湯若望在此一誥命中獲授光祿大夫階，其曾祖篤瑑、祖父玉函以及父親利因亦因此被贈為光祿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頂帶加一級，曾祖母趙氏、祖母郎氏以及母親謝氏則均獲贈為一品夫人。”這樣，湯若望成為在中國歷史上擔任官銜最高的歐洲人之一。

湯若望和順治帝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又被加封如此高的官爵，他對順治的影響到何種程度呢？這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

由于順治帝對湯若望的信任，當時吏部等部門對于湯若望的建議一般都會采納。據《湯若望傳》的作者德國人魏特(Alfons Vath SJ)研究，湯若望曾多次寫奏疏希望給欽天監的監生們增加薪俸。1652年，湯若望奏請將監生們的薪俸從二百零八兩八錢增加到四百一十七兩六錢，提高一倍，吏部照準。1655年，他又上奏吏部，認為觀象臺上只有4名觀察人員，編制太少，他希望加到16名，經過多次協商，吏部也同意了這個意見。后來他又要求給在觀象臺工作的觀察人員每人加件羊皮大衣，以便晚上御寒，也得到了批準。從這些材料中，不僅能看出湯若望對下屬的體貼，也可以看出他在朝中的影響。

湯若望和順治帝的關系十分特殊。順治結婚以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湯若望得知后當面批評了他。順治惱怒起來，但片刻之后，就向湯若望道歉，并希望湯若望繼續對他進諫。1655年，因京城鬧瘟疫，順治較長時間住在城外，他半夜派騎兵將湯若望從教堂接到他的住處，讓湯如實向他反映城中的各種情況，由此可見順治對湯若望的信任。

正是由于順治的信任，湯若望敢于在順治面前直言進諫，當時在朝中敢這親說真話和對順治有如此影響力的也只有湯若望。

1652年，一位親王戰死疆場，但他的部下卻打了勝仗，按清入關前定下的規矩，二百多名部下都將被處死。湯若望大膽上疏，希望皇帝寬恕他們。順治對這種舊規也不太滿意，有了湯若望的奏疏，他便可以放心施恩，免除這些人的死罪了。1654年，順治想歸省祭祖謁陵。當時清剛入關，全國局勢不穩，又逢災荒，顯然此時歸省不是時機。但年輕氣盛的順治執意要去，此時，又是湯若望出面加以勸阻，最終順治聽從了“湯瑪法”的意見，放棄了原定的東北之行。

順治任性鬧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在1659年。當時鄭成功(1624—1662)反清大獲全勝，幾十尤人馬北伐，順治坐不住了，他要親自率兵往前線征討鄭成功。從大局來看，這顯然是盲動的行為，但順治性格倔強，一旦發起脾氣無人可擋。當眾臣勸他冷靜從事，萬不可冒險時，他竟拔出寶劍，劈下御座一角，聲稱如果誰再阻攔，他就將誰刺死。大臣們找來孝莊皇太后，仍然沒有效果。在這種局面下，大家想起了湯若望，認為只有他可以勸服順治。湯若望趕到宮中，苦心勸說，并說自己寧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放棄職守，有所見而不言，使國家陷于危險。湯若望的赤誠打動了順治，他終于冷靜下來，宣布不再率兵親往前線。

湯若望對清朝的忠心，對順治的關懷，使順治深為感動。他把湯若望的奏疏編輯成冊，帶在身邊，經常閱讀。他甚至說，讀了湯若望的奏疏稟貼，自己會被感動得幾乎要流淚。

歷史學家陳垣(1880—1971)認為，湯若望和順治帝的關系，猶如唐朝(618—907)勇于直諫的名牙魏征(580—642)和善于納諫的唐太宗(627—649在位)。湯若望對順治朝的貢獻，正如湯七十大壽時，文人龔鼎孽在賀文中所說，“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陳。于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慎刑獄之威。磐固人心，鏃厲士氣，隨時匡建，知無不言。”

但另一方面，雖然湯若望在對順治皇帝的天主教教化上下了很大力氣，卻并不成功。這點順治在《天主堂碑記》中說得很清楚，“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于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所以，順治對湯若望的信任和褒獎，只是從君王對一個老臣的角度，而不是對其宗教的認可。湯若望對自己的角色也很清楚，如陳垣所說，“若望本司鐸，然順治不視為司鐸，而視為內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鐸自居。”

應該說，無論是順治從統治的角度，還是湯若望從傳教的角度，他們所遵守的這種君臣關系原則，給雙方都帶來了好處。湯若望以老臣的身份參與順治朝的政治事務，對于幫助順治治理國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順治對湯若望的褒獎，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天主教在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