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封建王朝的朝廷大臣中有著各色人員，在這些人員中，有一類優秀的人憑借自己的能力成了主宰、把握大局的人物，他們判斷問題比別人準確，？得如何抓住時機，能更好的解決問題，歷史上稱這類人為能臣。

伊尹、姜子牙、管仲、諸葛亮、魏征等人就是這樣的能臣。郭崇韜應該也算一個。

史書上說：“莊宗(李存勖)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

在晉軍和梁軍數十場血戰的過程中，郭崇韜雖然沒有親自手持武器，與敵浴血廝殺，但他位居帷幄之中，出謀劃策，立下“佐命第一之功”，顯示出了他非凡的才干。

但是能臣只是封建王朝中的一種力量，能臣若能與明智的君主搭配，輔助？君，就能發揮出更大的能量。伊尹與商湯，姜子牙與周武王，管仲與齊桓公，諸葛亮與劉備，魏征與唐太宗君臣之間的關系，雖然未必如天衣無縫般緊密，但整體上的合作還是默契的。

可惜，后唐莊宗李存勖比不上商湯、周武王、齊桓公、劉備和唐太宗。梁朝被滅后，李存勖開始醉心于享受，沉湎于聲色犬馬之中。對郭崇韜的話就不太愛聽了，君臣之間的關系出現了裂縫。

而郭崇韜躊躇滿志，還在為后唐朝廷的長遠建設精心策劃發展藍圖。

第二年，即同光二年(924年)三月，郭崇韜經過深思熟慮，先后向莊宗李存勖奏陳有關建國安邦？興利驅害大計共二十五策。

不過郭崇韜呈獻給皇帝的這二十五策，皇帝李存勖看來并不感興趣，因而在官方的文件中沒有保存下來。盡管史書對這二十五策的評價都非常高，稱其“皆便于時，取悅天下。”但是具體內容卻是一片空白，僅宋人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中記有寥寥三個字“施行之”。但到底怎么施行？史書都無詳載。

據說，這二十五策是郭崇韜數十年來考察歷代王朝興弊，積十余年從政經驗而付諸書面的心血，究竟所言是什么？后人不得而知。但以郭崇韜之文韜武略和精明干練，想來不會是泛泛之言。

所以筆者不免又要假設，如果李存勖是一個明智的人物，是一個有著一統華夏的大志，希望天下大治，在興國安邦上有所作為的君主，如果真的積極推廣實施這二十五策，中國歷史上不敢說再次出現大漢盛唐的繁榮局面，或許五代亂世局面可以早日結束， 二十五策也能象漢朝賈誼的《治安策》、桓寬的《鹽鐵論》，三國時期諸葛亮的《出師表》和唐朝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 》一樣，成為歷史上的一類精神遺產而流傳下來。

可惜歷史不會按照假設的方向發展，歷史常常給人留下遺恨。

一個封建王朝中的皇帝和執掌朝政的宰相之間的關系，用現代話來說，就像是一個集團的主要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之間，如果同心同德，毫無猜忌，配合默契，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坦誠商量，也不會因對方的一些小失誤而心存疑慮，產生芥蒂。

相信當時的郭崇韜一定是殫精竭慮，為報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知遇之恩，籌劃國家長治久安之策，但是李存勖并不一定作如是觀。

史書中說，郭崇韜其時“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按郭崇韜的意思只要自己為天下做事，沒有什么可以回避的。其實郭崇韜忘了李存勖并不是一個很好合作的上司、伙伴，他的猜忌心重得很。

《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籓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籓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

滅梁初期，郭崇韜收取了梁朝降將饋遺的財物，親友中有人提醒他，不要因此成為別人攻擊的把柄。郭崇韜則說：“我位兼將相，職務顯要，俸祿和皇帝的賞賜巨萬，這點東西算得了什么，但是后梁政局腐敗，賄賂成風，現在后梁已亡，舊將剛剛投奔過來，還沿襲舊習，如果我嚴詞拒絕，那他們心里就會不安，我本無私心，我收下的東西，等于寄存在我這里，用時我會獻出來的。”

這個故事，歷代史家都以佳事看待之。

有人甚至認為，這個故事說明郭崇韜心地坦蕩，人言不足恤，在人生旅途中，每個人都會遭受到很多無端的指責，因此不必介意，如果一味顧慮別人的說法，就會失去自我之心，快樂之態。郭崇韜不恤人言，走自己的路，堅持做自己認定的事，態度是正確的。

不過以我看來，這個分析沒有弄清故事的始末，因此所作出的結論大可商榷。

郭崇韜收取梁朝降將的賄賂，他可以用“本無私心”的理由來解釋，事后郭崇韜收取的這些財物確實也是用在了公事上，但是這不用還好，一用反而更引起了李存勖的猜忌。

《資治通鑒》中的這個故事還有下文。從下文的內容來看這個故事確實不是佳事。非但不佳，而且還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后果。 《資治通鑒》中這個故事的下文篇幅不長，我抄錄如下：

“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李存勖)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于是外府常虛竭無馀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上曰：‘臣已傾家所？以所助大禮，愿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李存勖)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將這些財物中的十萬緡(緡，一串銅錢，一緡為一千文)，獻出勞軍，作為祭祀南郊大禮的費用，但是皇帝李存勖沒有相應的舉動.。

皇帝李存勖不是沒有錢，李存勖聽了一些宦官的話，將天下繳納的財賦分為內、外兩府，州縣上供的部分進外府，也就是國庫，充作運轉國家機器的經費，而方鎮(節度使)貢獻的部分入自己的內府，也就是所謂的小金庫，成為自己宴游搞娛樂活動和賞賜身邊人的專用資金。

州縣的上供有限，而藩鎮財大氣粗，進貢給皇帝小金庫的財產數量遠遠超過國庫的收入。當時的情況是國庫虛竭 ，而皇帝小金庫內的財物堆積如山。

既然李存勖有那么多的錢財，為什么不拿一部分出來慰勞將士，連祭祀南郊這個皇家大禮他也一毛不拔？吝嗇到這種地步，究竟是為了什么？旁人很難理解。

郭崇韜興沖沖地對皇帝說：“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愿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皇帝李存勖內心本不想花這筆錢，史書中說，“莊宗(李存勖)沉吟有靳惜之意。”聽了郭崇韜的話當然十分尷尬。

郭崇韜可能言者無心，但郭崇韜的這番舉動過于張揚，風頭蓋過了皇帝李存勖，這就產生了兩個惡果，一個是李存勖“默然久之”，心中肯定不好受;一個是“軍士皆不滿望，”對皇帝產生了怨恨不滿。

雖然李存勖事后作了補救，“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將抄沒入國庫的已經處死的叛將李繼韜的私蓄拿出來使用。但是將士們怨恨的種子已經種下，“有離心矣”。

將士們的怨恨更為刺激了李存勖對郭崇韜的猜忌。李存勖和郭崇韜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