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龍長襪如何誕生的？它曾是上流社會身份標識
尼龍長襪的誕生，讓廣大平民階級的女性有資格追逐美麗。與之相稱，過去一個世紀的文學領域里，長襪也從上流社會的身份標識逐漸轉變為身份平等的象征。
尼龍長襪的誕生，讓廣大平民階級的女性有資格追逐美麗。與之相稱，過去一個世紀的文學領域里，長襪也從上流社會的身份標識逐漸轉變為身份平等的象征。
近代文學史上，長襪曾是凸顯人物階級屬性乃至理想抱負的一個注腳。時間推移到20世紀，隨著“尼龍襪革命”席卷世界，作家們對這類衣著的精彩描述更引人遐想了。
1956年出版的《納尼亞傳奇》系列之大結局——《最后的戰役》中，C·S·劉易斯的一句話出賣了所有少女：“哦，蘇珊。除了尼龍、唇膏和請柬，現在她對什么都不感興趣?！痹谖镉恼T惑下，蘇珊迷失了方向，她似乎注定要失敗，因為腿上的長襪而飽受輕蔑。
2014年是杜邦公司首次量產尼龍襪75周年。雖然劉易斯對尼龍襪心懷守舊者的偏見，但多數人承認，尼龍襪的積極意義遠大于消極作用，它(以及后來的緊身褲)意味著女性腿部的“民主化”。而尼龍襪誕生前，奇貨可居的絲綢長襪一直是少數人的寵兒。
作為例證，出版于1922年的《尤利西斯》，借列奧波德·布魯姆之口說了許多，“格蒂和她的長襪，偌伊和她的吊帶襪，商店里陳列的‘閃亮的平板絲襪’，莫莉·布盧姆的‘緞紋光亮棉布絲襪’……”(緞紋光亮棉布是一種模仿絲綢效果的面料)。而在同為1922年出版的犯罪小說《紅屋之謎》中，作者米爾恩將尼龍貶低為劣質絲綢，主人公之一去為姐姐買絲綢長襪，在服飾店里轉暈了頭，“我該怎么確定買到的是真絲而非低檔仿制品？”
在回憶錄《歡笑的軀體》中，尼娜·哈梅特在一戰前的巴黎穿的是顏色鮮明的長襪，其中一些有著棋盤那樣的方格，“看上去很是放蕩不羈”。哈梅特不時對商家長吁短嘆，說自己買不起絲綢長襪。賣襪子的人則宣稱，絲綢長襪是“一種投資”，花多少錢也不為過。
“藝術絲綢”(Art silk)一詞在那個時代的作品中時常出現。不明就里的讀者往往以為，它們是特別貴或特別好看的那種，裝點有設計精美的圖案。但實際上，這里的“art”是“artificial”(人造)的簡寫，讀一讀羅斯·麥考利于1926年出版的《克魯火車》就明白了——一個不在乎旁人說道的少婦心想：“絲綢長襪不便宜，用少得多的錢，你可以買到人造絲綢或棉線長襪。為什么不呢？這些更便宜的織物不是同樣可以穿在腿上嗎？”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帕克派恩探案集》中，一個處于下層階級的年輕打字員，“總是涂唇膏、穿絲綢長襪并且留卷發”，為的是讓自己沾一點上流社會的光。在《魔手》里，一個漂亮的姑娘在農村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哥哥覺得這很不入鄉隨俗，“為了不顯得特立獨行，她應該穿舊式的厚長襪，不要絲綢的?！?/p>
瑪麗·麥卡錫的《群體》于上世紀60年代面世，但故事主線發生在30年代。書中，一個醫生建議其女性客戶“穿黑色薄綢內衣、黑色絲綢長襪、噴便宜香水”，稱這樣可以讓夫妻生活更富于情趣。然而，這個建議沒有奏效，女人的丈夫只是一味抱怨她花錢如流水，還說，這副裝束只會讓她看起來更下賤、更放蕩，絲毫不顯得高檔。
物資緊缺的二戰期間，哪種長襪都很難弄到，結果出現了以下兩種情況：女人們在各自的腿上“化妝”(參見斯特拉·吉本的《韋斯特伍德》)，用顏料描出長襪縫合線的樣子充數；另外，美國大兵有權弄到尼龍長襪，經常用它勾引歐洲女孩。在羅杰·巴克斯的恐怖小說《謀殺計劃》里，一個年輕女性這樣說起新交的男朋友：“是他給我這些尼龍長襪的。”
戰爭結束后一段時間，尼龍的產量仍然受到限制，尼龍長襪也成了定額供應品。又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長襪的階級屬性更加淡薄，尼龍襪不僅人見人愛，也人人都買得起，還比較耐用。相應地，文學作品中有關長襪的文字變得趨向中立，少了品頭論足的意味。格拉迪斯·米歇爾1955年出版的犯罪小說《華生的選擇》中，一具尸體穿著尼龍長襪，滿身泥污，衣著多處撕裂。芭芭拉·皮姆的女主角在上世紀50年代仍然習慣漂洗長襪。而在斯特拉·吉本1967年的《星光異動》里，“毛線長襪和尼龍長襪”在布料店里和平共處。
1968年前后，簡·加斯克爾創作了一部歡快、迷人的作品：《黑色長襪都漂亮》，后來由蘇珊·喬治拍成電影(中文譯名《一代滾王》)。彼時，適逢緊身褲開始走進千家萬戶。此前，這類服飾就已存在，但其主人多是職業演員。在諾埃爾·斯特里菲爾德1936年的《芭蕾舞鞋》里，保萊恩·弗素和佩特羅瓦·弗素都穿著緊身褲，扮演《仲夏夜之夢》里的仙女。當然，就此持反對意見者亦為數不少，其觀點是：“我們可以讓她們穿著蜂巢狀長襪上臺?！?/p>
將人造彈性材料做成每日可穿的緊身衣褲，是尼龍發明后的又一大突破，而且，它比尼龍長襪更容易為大眾接受。事實上，很多作家用“長襪”這個詞時，實際指代的對象是緊身褲。“Hose”(長筒襪)只是古時對長襪的文雅稱法，我想，今天的年輕作家(特別是男性)有必要懂得這個典故，因為他們往往搞不清其中的區別——埃莫·道勒斯2011年的長篇《禮儀的原則》，提到一個上世紀30年代的女人“脫下長筒襪，走進衛生間”，這是不正確的。
在最近的回憶錄中，里維夫·艾伯丁以自嘲的口吻回憶起1977年的經歷：“正準備上舞臺，我低頭一瞧，發現長襪上冒出了一個裂口，一直從膝蓋處延伸到大腿……一位管理員看到這番窘境，沖過來幫我用黑色厚膠布補上那個裂口，看起來還挺酷。”
在可預期的未來，長襪依然不會消失，而且依然傳遞著女性的魅力。只不過，它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在現實和文學世界中都被打上鮮明的階級烙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