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沙皇俄國背信棄義，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東三省條約》中分期撤兵的約定，反而進一步提出在東三省及內蒙古一帶享有路政稅權及其他領土主權的“七條”要求，強迫清政府接受。清政府被逼無奈，欲與沙皇俄國締結《中俄密約》。豈料《中俄密約》尚未簽署，其詳細內容即通過新聞媒體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這一壯舉的愛國者名叫沈藎。

沈藎(公元1872～1903年)，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史載，沈藎“性直倔強，雄于膽略”。維新變法期間，沈藎積極主張變法，認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壞不能奏效。他和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觸，交往密切。維新變法失敗后，沈藎留學日本，其政治態度也迅速由改良派變成了革命派。

1900年春天，沈藎由日本回到上海，與唐才常等人共同組織革命組織“正氣會”，隨后又更名為“自立會”。沈藎任自立會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自立會以漢口為中心進行革命活動，公開宣布“我等認為滿州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為國家，變舊中國為新中國，變苦境為樂境”，謀求“新造自立之國”。自立會還建立了以會黨群眾和清朝下層士兵為骨干的“自立軍”。自立軍共有七軍，湖北新堤為右軍，共有6個營，沈藎為右軍統領。7月24日，沈藎攜帶花銀二千余元赴新堤，以“中國國會自立軍右軍統領”的名義，研究部署在新堤舉行武裝起義的具體事宜，并決定在8月15日舉行起義。

三天后，沈藎得知漢口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主要領導人殉難的消息后，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為了表示“繼續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志愿”的決心，會議決定提前舉行起義。28日，“右軍所部起事”。當天晚上，新堤衛隊營偷襲清軍水師營，各地自立軍二千多人紛紛響應，自力軍的黃綾旗“插遍全市”。

起義失敗后，沈藎輾轉來到上海，隨即他又悄悄地潛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藎受聘為“報館訪事”(即今天的記者)，同時兼任一家日本報紙的通訊員，開始以記者的公開身份為掩護，繼續從事反清活動。當時的北京正處于八國聯軍控制時期，由于沈藎擅長交際，又有政治眼光和新聞敏感性，很快便與八國聯軍的部分將士混得相當熟悉。北京各界名流聽說沈藎認識許多外國朋友，紛紛前去巴結。為了從這些貴族口里打聽到有用的信息，沈藎盡量和他們把酒言歡，虛與應付。

1903年，沈藎從貴族口中得知中俄兩國要簽訂密約的消息后，決心在簽約之前把密約內容昭示天下。經過多方努力，沈藎最終通過政務處大臣王文韶之子搞到了《中俄密約》草稿的原文。沈藎迅速將《中俄密約》草稿寄給了天津英文版的《新聞西報》。《新聞西報》收到后當即原文刊登。隨后，國內外各大新聞媒體紛紛轉載，日本新聞界還專門為此出了一期號外。

《中俄密約》的內容公之于眾后，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全國人民群情激憤，進一步促進了全國范圍內革命運動的深入開展，清政府則陷入了非常難堪的境地。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棄簽訂《中俄密約》的計劃。

《中俄密約》泄密后，清政府立即派人全力偵察密約泄露的原因。此時的沈藎非但沒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提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計劃：聯絡李蓮英，干掉慈禧太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給兩個最要好的朋友——旗人慶寬和前翰林吳士釗。哪知慶寬和吳士釗得知沈藎的想法后，深感不安，決定聯合向慈禧太后告發沈藎。1903年7月19日晚上，毫無防備的沈藎在北京寓所里被捕。

沈藎被捕后，知道清政府絕對不會放過自己。遂做《絕命詩》四章，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獄中鐵鎖出郎當，宣武門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歲，贏得浮名不值錢。從此興亡都不管，靈魂歸去樂諸天。”

1903年7月31日(陰歷六月初八)，刑部大堂8個獄卒手拿特制的大木棍，準備行刑。沈藎面對獄卒，大聲說道：“快些了事！”于是，8名獄卒輪流捶打沈藎的四肢和背部，時間長達4個小時之久。沈藎被打得血肉橫飛，“骨已如粉”，其狀慘不忍睹，但沈藎自始至終“未出一聲”。這時，堂司以為沈藎已死，下令停止捶打。不想這時沈藎用微弱的聲音說道：“速……用繩絞我……”見沈藎還沒有死，堂司又下令“以繩勒其頸，而始氣絕”

沈藎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殉職的新聞記者，年僅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