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古代中國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有地圓學說？
中國古代地圓學說的文獻證據
標題中的問題，是在明末西方地圓說傳入中國，并被一部分中國學者接受之后，才產生的。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由于中國學者熱衷于為祖先爭榮譽，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眾口一辭的“有”。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也有一點復雜，并非簡單的“有”或“沒有”所能解決。
認為中國古代有地圓學說，主要有如下幾條文獻：
《莊子·天下篇》引惠施：南方無窮而有窮。……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東漢時張衡《渾天儀圖注》：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
三國時王蕃《渾天象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于地外，猶卵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惠施的話，如果假定地球是圓的，可以講得通，所以被視為地圓說的證據之一。后面兩條，則已明確斷言大地為球形。所以許多人據此相信中國古代已有地圓學說。
但是，所謂“地圓學說”，并不是承認地球是球形就了事了。
西方地圓學說的兩大要點
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地圓學說是與整個球面天文學體系——該體系直到兩千多年后今天的現代天文學中仍被幾乎原封不動地使用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圓說實際有兩大要點：
一、大地為球形；
二、地球與“天”相比非常之小。
第一點容易理解，但第二點的重要性就不那么直觀了。
在球面天文學中，只有極少數情況，比如考慮地平視差、月蝕等問題時，才需要考慮地球自身的尺度，而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忽略地球自身尺度的，即視地球為一個點。這樣的忽略不僅完全合理，而且非常必要。這只需看一看下面的數據就不難明白：地球半徑與地日距離兩值之比約為1∶23456。
而地日距離在太陽系大行星中僅位列第三，太陽系的廣闊已經可想而知。如果再進而考慮銀河系、河外星系……，那就更廣闊無垠，地球尺度與此相比，確實可以忽略不計。古希臘人的宇宙雖以地球為中心，但他們發展出來的球面天文學卻完全可以照搬到日心宇宙和現代宇宙體系中使用——球面天文學本來就是測量和計算天體方位的，而我們人類畢竟是在地球上進行測量的。
再回過頭來看古代中國人關于大地的觀念。古代中國人將天地比作雞蛋，那么顯然，在他們心目中，天與地的尺度是相去不遠的，事實正是如此。下面是中國古代關于天地尺度的一些數據：
《爾雅·釋天》：天球直徑為387，000里；地離天球內殼193，500里。
《河洛緯·甄耀度》：天地相距678，500里。
楊炯《渾天賦》：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余里。
以《爾雅·釋天》中的說法為例，地球半徑與太陽——古代中國人認為所有日月星辰都處在同一天球球面上——距離之比是1∶1。在這樣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
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向中國輸入歐洲天文學，其中當然有地圓之說，雖然他們很少正面陳述地球與天相比甚小這一點，但因為在西方天文學傳統中一向將此視為當然之理，自然反映于其理論及數據之中。例如《崇禎歷書》論五大行星與地球之間距離，給出如下數據：土星 距離地球：10，550地球半徑；木星距離地球：3，990地球半徑；火星距離地球：1，745地球半徑……。這些數據雖與現代天文學的結論不甚符合，但仍可看出在西方宇宙模型中，地球的尺度相對而言非常之小。又如《崇禎歷書》認為，“恒星天”距離地球約為14000地球半徑之遠，此值雖只有現代數值的一半多，畢竟并不離譜太遠。
非常不幸的是，不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就無法發展出古希臘人那樣的球面天文學。學者們曾為古代中國為何未能發展出現代天文學找過許多原因，諸如幾何學不發達、不使用黃道體系等等，其實將地球看得太大，或許是致命的原因之一。然而從明末起，學者們常常忽視上述重大區別，力言西方地圓說在中國“古已有之”，許多當代論著也經常重復與古人相似的錯誤。
中國人接受地圓觀念的困難
有一些證據表明，西方地圓觀念在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之前已經多次進入中國。例如，隋唐墓葬中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其上多鑄有地球圖形。有時地球被握在君主手中，或是勝利女神站在地球上，有時是十字架立于地球之上，這就向中國人傳遞了大地為球形的觀念。又如，在唐代瞿曇悉達翻譯的印度歷法《九執歷》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太陽在月面所投下地球陰影的半徑，這就意味著地球是一個球形。再如，元代西域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向元世祖忽必烈進獻西域儀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儀。
明末耶穌會士向中國人傳播地圓觀念，曾受到相當強烈的排拒。例如，崇禎年間刊刻的宋應星著作《談天》，其中談到地圓說時說：
西人以地形為圓球，虛懸于中，凡物四面蟻附；且以瑪八作之人與中華之人足行相抵。天體受誣，又酷于宣夜與周髀矣。
宋氏所引西人之說，顯然來自利瑪竇。而清初王夫之抨擊西方地圓說甚烈，他既反對利瑪竇地圓之說，也不相信這在西方古已有之。至于以控告耶穌會傳教士著稱的楊光先，攻擊西方地圓之說，更在情理之中，楊氏說：
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球。
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天文學方法的中國學者，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某種知識“同構”的過程。現今學術界公認比較有成就的明、清天文學家，如徐光啟、李天經、王錫闡、梅文鼎、江永等等，無一例外都順利接受了地圓說。這一事實是意味深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地圓說所持的理由，比如向北行進可以見到北極星的地平高度增加、遠方駛來的船先出現桅桿之尖、月蝕之時所見地影為圓形等等，對于有天文學造詣的學者來說通常很容易接受。
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如何對待西方地圓說，有一典型個案可資考察：
秀水張雍敬，字簡庵，“刻苦學問，文筆矯然，特潛心于歷術，久而有得，著《定歷玉衡》”——應是闡述中國傳統歷法之作。朋友向他表示，這種傳統天學已經過時，應該學習明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建議他去走訪梅文鼎，可得進益。張遂千里往訪，梅文鼎大喜，留他作客，切磋天文學一年有余。事后張雍敬著《宣城游學記》一書，記錄這一年中研討切磋天文學之所得，書前有潘耒所作之序，其中記述說：
（張雍敬在宣城）逾年乃歸，歸而告余：賴此一行，得窮歷法底蘊，始知中歷西歷各有短長，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廢。朋友講習之益，有如是夫！既復出一編示余曰：吾于勿庵（梅文鼎）辯論者數百條，皆已剖析明了，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決不敢從——與勿庵昆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辯難，不下三四萬言，此編是也。
《宣城游學記》原書已軼，看來該書主要是記錄他們關于地圓問題的爭論。值得注意的是，以梅文鼎之兼通中西天文學，更加之以其余數人，辯論一年之久，竟然仍未能說服張雍敬接受地圓概念，可見要接受西方地圓概念，對于一部分中國學者來說是何等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