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眾期待到千夫所指，袁世凱本有機會成為“中國之華盛頓”，卻最終成為舉國唾罵的“竊國大盜”，在眾叛親離中羞恨而死。相傳袁世凱彌留之際的最后一句話是：“他害了我。”“他”是誰？有人說是一心想當“皇太子”的袁克定，有人說是一心想做“帝王師”的楊度，也有人說是袁世凱自己的帝王思想。

長子袁克定一心想當“皇太子”

身為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并沒有繼承其父的雄才大略，反而在父親強大的氣場下顯得庸碌無為。民國成立后，袁克定更是倒霉，居然在騎馬時把腿摔壞。對這樣一個官宦子弟而言，如果民國就這樣延續下去，那么隨著袁世凱的去世，他也將墮入常人的世界。因而，對袁克定來講，如何更好地利用其父的權力，就成為他面對的最大課題。按照中國傳統思維，有子承父業一說，因此，作為袁世凱長子，袁克定也一直有當“皇太子”的強烈愿望。

在袁世凱統治逐漸穩固之后，袁克定便開始在他身邊精心營造帝制氛圍。袁克定知道其父很在意日美等列強的政治態度，為了給稱帝輿論再加砝碼，他想出了偽造《順天時報》的主意。《順天時報》是日本外務省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起在北京出版的中文報紙，初名《燕京時報》，主要報道中國政局內幕，進行親日宣傳。由于時政性強，在華影響力和發行量不斷擴大，銷量曾一度達到1。7萬多份，成為華北地區的第一大報。對于善于審時度勢的袁世凱來說，閱讀《順天時報》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國國情，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窺測日本政界的對華態度，因此他每日必讀。正是看破了父親的心思，袁克定竟然偽造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營造日本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政治氛圍，天天刊載各方支持復辟帝制的文章，使其父誤判形勢。此事敗露后，袁世凱才明白自己一世精明，結果卻上了兒子的當。因此，當他被迫取消帝制之后，曾痛責袁克定“欺父誤國”。

袁克定的帝王思想甚至比其父更為嚴重。即便在袁世凱死后舉國唾罵之際，袁克定仍然想效仿歷代帝王，將其父的墳地命名為“袁陵”，結果遭到袁世凱昔日結拜兄弟、臨時主持政務的徐世昌的反對，最終改名“袁林”。

湘人楊度想做“帝王師”

湘人楊度，曾跟隨大儒王闿運學習帝王之術，此后一直以做“帝王師”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他曾幾次東渡日本，精心研究君主立憲制度。期間雖然與汪精衛、孫中山等人來往密切，卻始終堅持自己特立獨行的政治見解，主張君主立憲是中國最好的政治體制。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由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被清廷重用，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成為名噪一時的“憲政專家”。而楊度也對有知遇之恩的袁世凱心存好感，認定他就是自己苦苦尋覓的“非常之人”，從而為日后充當袁世凱的“帝王師”埋下伏筆。

辛亥革命爆發后，袁世凱東山再起，他一邊表示贊同君主立憲，向清廷效忠，一邊與革命派進行政治談判。最終，革命黨人答應了他提出的當總統的條件，袁世凱的政治立場迅速從支持君主立憲變成贊同民主共和。而在楊度看來，袁世凱之所以這么轉向，不過是一種政治策略，一旦大權在握，還是有可能回歸君主立憲的。因此，楊度在南北調停期間向各省游說時就預言，即便用總統名稱，袁世凱仍可以成為“拿破侖”，使共和再為君主。

1915年4月，楊度向袁世凱呈送《君憲救國論》，直陳“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的觀點。隨后，他與孫毓筠、嚴復等共同組織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制造輿論。而袁世凱也對楊度投桃報李，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

實際上，由楊度等人導演、袁世凱主演的這一場復辟鬧劇，一出場便遭到舉國唾罵。楊度的兩位昔日好友梁啟超、蔡鍔率先倒袁。楊度組織籌安會時，曾派人到天津征求梁啟超的意見，梁啟超不僅沒有支持，還寫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其進行了駁斥。

此后，全國各地倒袁活動此起彼伏，袁世凱隨后被迫取消帝制，至此一病不起，遺言“他害了我”。這個“他”指的是誰，至今沒有定論。但也有人說，袁世凱臨死前大呼的四個字不是“他害了我”而是“楊度誤我！”

無論如何，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整個過程中，楊度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實際上二人對君主立憲的理解并不一致。楊度之所以固守己見，是因為他始終認為君主立憲比共和更適合中國。他在《君憲救國論》中指出，當時的中國民眾還無法真正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為何物，如果貿然由專制直接進入共和，只能是富國無望、強國無望，立憲也無望。而君主立憲既可以通過君主制度防止未來為爭奪元首地位而發生的動亂，又可以通過立憲實現民權。

反觀老謀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凱，卻利用楊度對君主立憲理論的鼓吹，欲實現君主專制政體，因此，他雖然表面對楊度推崇有加，其實并不想也不敢對其委以重用，僅僅授以參政院參政等閑職。因為真正的君主立憲仍然是一種現代政體，與君主專制在根本上是對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凱大呼“楊度誤我”屬實，也不過是其推脫罪責的一個借口。

袁世凱帝王思想扎根心中

也有人說害袁世凱的，既不是袁克定，也不是楊度，而是他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如此說來，袁世凱所言的不是“他害了我”，而應該是“它害了我”。

袁世凱一生復雜多變，他平定朝鮮“壬午兵變”，小站練兵，從一個落第的秀才變成中華民國的總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樣，他出爾反爾，四處投機，野心勃勃，不擇手段，也表現出日益膨脹的政治野心。因此，無論是他宣布效忠君主立憲，抑或后來贊同民主共和，其實都是一種欺騙清廷或革命派的政治投機，其目的不過是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而他內心向往的，一直都是獨攬大權的專制統治。所以，對于袁世凱來說，國家是什么政體并不是最重要的，自己掌控大權才是關鍵。可以說，正是有了袁世凱一意孤行的帝王思想，才為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提供了實際操作的平臺。

民國之初，中國雖然開始邁向共和，專制思想卻難以徹底肅清。在這樣一個轉折與巨變的年代里，甚至連革命者本身對民主共和的理解也并不成熟。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實現承諾，辭職并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對于新舊交替的時代寵兒袁世凱來說，更是無法擺脫歷史的局限。他曾經有成為一代偉人的最好機會，結果卻落了個千古罵名。推翻帝制又妄圖稱帝，清室怨他，革命黨恨他。

而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后，又有張勛復辟，在此期間軍閥混戰，民主共和制度長期有名無實。由此可見，帝王思想不僅害了袁世凱，也嚴重滯緩了民國邁向共和之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