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文學家、史學家、國學大師，戊戌變法與維新派兩大領袖之一，后為北洋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清華大學四大導師之一。曾提倡君主立憲，后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又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寫作“時務體”，其大量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在中國近代史上，梁啟超堪稱推崇宣傳西醫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較過中西醫之優劣，認為西醫“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之多寡，而講衣服寒熱之準……學堂通課，皆兼衛生”。基于這種理念，他生病的時候就拒絕中醫治療，而極力接受和新任西醫。

那是1926年3月8月，梁啟超因小便出血，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被診斷為腎腫瘤，醫生建議切除那個壞腎。當時的國人對手術還有恐懼心理，梁啟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對，但梁啟超還是毅然決定做腎切除手術。

因為梁啟超是社會名流，為他做手術，協和醫院自不敢懈怠，特指定協和醫學院著名外科教授劉瑞恒主刀，劉的副手也是美國有名的外科醫生。可是百密一疏，手術室護士用碘酒標記手術位置時，卻把本該標明的左腎標成了右腎;劉瑞恒手術前也沒仔細核對掛在手術臺旁的X光片，就將梁啟超健康的右腎給切除了。手術之后，協和醫院發現了這起醫療事故，可院方考慮到協和的名聲，遂將此當做“最高機密”，緘口不提。

一時間輿論嘩然，西醫與協和成為眾矢之的。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梁啟超本人的態度。對于這起醫療事故，社會人士和梁啟超的家人都覺得協和大有責任，梁啟超卻一直替協和辯護。1926年6月2日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稱：“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

如果說這段話還算通情達理、言之有據的話，那么接下來的解釋就純屬謊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后應該完全復原。至于其他的病態，一點都沒有。雖然經過很重大的手術，但因為醫生的技術精良，我的體質本來強壯，割治后10天精神已經如常，現在越發健實了。”

實際上，手術后的梁啟超病情日益加重，不到3年就去世了，所謂“越發健實”根本就是騙人之談。在媒體上撰文替協和辯護的同時，梁啟超私下對家人說“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做”，“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既然深知其誤，梁啟超為什么還要替協和醫院辯護，甚至不惜為之說謊呢？

看來，梁啟超之所以替協和醫院辯護，是不希望別人以他的病為借口，怕說出真相影響西醫乃至西學在中國的傳播。這種將國家前途置于個人安危之上的做法，將自己信奉的“主義”置于健康與生命之上的情懷，自然可敬。可悲的是，梁啟超極力為之辯護的協和醫院，卻始終不敢站出來承擔責任。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先生去世，人們在紀念他的同時，再次質疑當年的“割腰子手術”是一起“醫療事故”。可是，面對人們的猜疑，協和醫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說，直到1970年，梁啟超之子梁思成住進協和醫院，才從他的主治醫生那里得知父親梁啟超早逝的真相。

真相就是真相，醫療事故就是醫療事故，世上沒有什么值得用掩蓋真相去博取、用謊言去維系的，不論其用心多么良苦。

直到前幾年，協和醫院才站出來為自己“澄清事實”，即公開當初梁啟超住院時的病歷單。說是梁任公1926年3月因患尿血癥住進協和，但被誤診為癌癥。經透視，醫生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遂予以手術割除。術后解剖此腎，果見有一大如櫻桃的黑點，但不是癌癥。也就是說他的問題確實是在右腎而不是左腎，割掉他的右腎也沒有問題。但若細細分析，其中疑點仍然很多，理由牽強。再說事情都過去漫長的快一個世紀了，為什么現在才“公布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