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不僅陸續(xù)革去酷刑和濫罰，如門房之誅、刑、腰斬以及重枷等，而且在務(wù)從寬仁的原則下建立了新的系統(tǒng)的律令，這就是太和五年完成的《北魏律》。這套律令是在前代律令的基礎(chǔ)上，由中書令高閭集中中書省和秘書省的屬官擬定草案，逐條細致修訂，交群臣集體討論，然后才最終成稿的。而最后的審批定稿者，則是孝文帝。律令的完成，不僅使司法量刑有了統(tǒng)一的法律依據(jù)，而且更重要的是標志著北魏社會的上層建筑納入了封建化的軌道。

孝文帝在太和年間大力推行改革的同時，先后處治了數(shù)名腐敗的皇室成員和一批貪官污吏，使太和改革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反腐敗的一大亮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張赦提案。

張赦提因為在平城通往河北的莎泉道上剿匪屢立大功，升任幽州刺史，封為安喜侯。張赦提到任之后嚴于律己，約束屬吏，將原先貧困動亂的幽州治理得安定而有秩序，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也發(fā)展起來。張赦提一向清正，可惜的是對他的妻子段氏約束不嚴。段氏出身富裕之家，耐不得貧寒，于是公然受賄，而張赦提則聽之任之。豈料段氏的貪污名聲越鬧越大，被出使幽州的中散李真香偵知實情，上告到朝廷。張赦提挺不住，想要逃隱山林，段氏卻不在乎，因為東陽王拓跋丕的妻子是段氏的姑姑，而拓跋丕正是孝文帝身邊權(quán)勢顯赫的人物。段氏認為東陽王會為張赦提講情，張赦提誤信段氏之語，沒有逃罪。段氏就到京師去造謠，說李真香到幽州后聽說張赦提家有一頭很壯實的好牛，想要張赦提送給他，張赦提沒有照辦，于是李真香就懷恨在心，向朝廷誣告張赦提。

謠言在平城傳開，執(zhí)事大臣知道段氏是東陽王拓跋丕的親戚，不敢馬虎，就派駕部令趙秦州再往幽州調(diào)查，結(jié)果不但李真香所舉事實皆符，而且還揭出不少新的段氏貪贓事實。

張赦提案報到孝文帝御案上，貪污、造謠等數(shù)罪并判，張赦提夫婦被處以極刑。孝文帝念張赦提在維護莎泉道治安上的大功，不欲張揚張赦提案，詔命張赦提夫婦在自己家中自盡。張赦提越想越氣惱，一世英名竟葬送于婦人之手。臨死前，他斥責(zé)段氏道：“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讎矣”(《魏書》卷八十九《張赦提傳》)。

張赦提和段氏雖然被處死了，但是他們的貪污事件卻不能不引起孝文帝的深思。張赦提夫婦因受賄而受死刑，固然罪有應(yīng)得，但是當時百官沒有俸祿也是造成他們貪污的一個客觀原因。要斷絕貪贓枉法的借口，那就必須班祿酬廉。所謂班祿酬廉，就是由朝廷按期發(fā)放百官薪俸，這樣既解決了百官的生活來源問題，也杜絕了貪官接受賄賂的理由。

其實，給事中張白澤早在皇興四年(470年)就已向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上奏，提出過班祿酬廉方案。奏書指出：百官是協(xié)助皇帝治理國家的人，國家能夠興旺發(fā)達，全靠他們的努力。可是朝廷對百官卻沒有給予相應(yīng)的俸祿作為酬答，這是不合適的。自西周以來，中原王朝歷代都有俸祿。朝廷要想事靜民安，治清務(wù)簡，就應(yīng)該像以往的各朝那樣，向百官頒布俸祿。這樣才能消除貪污，酬謝廉政(《魏書》卷二十四《張白澤傳》)。

張白澤提出的班祿酬廉實際上是使北魏官制納入正規(guī)的漢族官僚制度的主張，它代表了對拓跋部擄掠政策不滿的漢族士族的意見。班祿酬廉雖然切合中原地區(qū)的政治狀況，但是并沒有馬上引起獻文帝的重視，因而被擱置下來。

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重新將班祿的主張?zhí)岢鰜恚诋斈炅孪逻_班祿酬廉詔。孝文帝只字不談拓跋部通行的擄掠遺習(xí)，卻大講班祿是中原封建王朝早已推行的舊制度，是魏朝應(yīng)該遵為憲章的舊典，從而使詔書成為公開發(fā)表的要大力推行漢族制度的宣言。詔書明確規(guī)定了由班祿而增收的賦調(diào)定額，固定官司之祿所需的總額，從而減少了官吏從中截留貪污的機會。

班祿酬廉的意義，實際上并不僅僅限于遏制貪污腐敗，更重要的是，它用漢族皇朝的舊制度理順了北魏君臣之間的關(guān)系。從此，無論漢族士人還是鮮卑貴族都必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約束，這為太和后期北魏全面整頓與健全官制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