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讀《史記》讀到周亞夫治軍時，不由得對這一對君臣在灞橋邊上的“演出”佩服得五體投地。

漢文帝欲前往柳細營視察，竟然被站崗的士兵擋駕，“兵士只聞周將軍將令”。憑皇帝詔書獲得周亞夫批準入營后，“不識時務”的士兵再次發飆：“兵營之中不得驅車”，文帝只得步行。

周亞夫見到漢文帝，并不執君臣之禮，而以“甲胄在身”為由只行軍禮——周亞夫的舉動并不是那么驚天動地，他只不過堅持了原則，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而已。但在中國的政治歷史背景下，法治什么時候大得過人治？難的不是周亞夫的循規蹈矩，難的是漢文帝的容人之量。更重要的是，文帝不光寬容仁厚而且還能知人善任，他從周亞夫對自己九五之尊的“冒犯”洞察出此人的忠勇。

周亞夫如此駁漢文帝的面子，文帝卻絲毫不惱，反而大贊柳細營營紀巍然、周亞夫治軍有方——由此，周亞夫以治軍嚴謹聞名天下，后世也就把“細柳營”作為精銳部隊的代名詞。

唐代詩人王維的《觀獵》一詩，就提到了這個歷史典故：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

回看射雕處，千里暮云平。

周亞

夫是平定呂氏之亂名將周勃的次子，襲封條候；而后因平定吳楚七國之亂的功勛，于漢景帝七年（前150年）被升任為丞相。由于周亞夫為人耿直，堅持正道，故而得罪了漢景帝、王皇后等人，主要有以下幾件事：

其一，周亞夫反對漢景帝廢太子劉榮；其二，周亞夫反對漢景帝封王皇后的兄長王信為侯；其三，周亞夫在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幫著漢景帝貫徹“一石擊二鳥”的方針，得罪了竇太后和梁孝王；其四，當時有五個匈奴貴族叛變匈奴，投降漢朝，漢景帝很高興，想封他們為侯爵，以鼓勵其他人也來投降，但周亞夫堅持不同意。

從以上種種情況分析，周亞夫當時在朝中所處的地位已經相當孤立、相當危險了，但性情直爽、一心為公的周亞夫竟然還沒有任何覺察。也正是在周亞夫已經招致漢景帝如此憎恨，而周亞夫的功勛、威望又如此之高的情況下，當年他那種“軍中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的話，就被漢景帝又恨又怕，成為周亞夫必死無疑的原因了。

漢景帝要殺周亞夫，但周亞夫沒有任何罪過，于是漢景帝就故意找碴兒：有一天，漢景帝邀請周亞夫到宮中參加宴會，席面上擺著大塊的肉，但沒有刀子，也沒有筷子。于是周亞夫就對服務人員說，讓他們把筷子拿來。漢景帝一聽大怒，他說：“我們對你如此尊敬，你還覺得不滿意嗎？”周亞夫見此情景，他就不再說話，恭敬地退出了宴會廳。其實漢景帝的意思是如果沒有皇帝的幫助，你再怎么強什么也做不了。漢景帝的目光緊緊跟隨著周亞夫離去的身影，恨恨地說：“這樣一個桀驁不馴的家伙，沒法留著他侍候日后的小皇帝！”

這就表露了漢景帝對周亞夫深藏已久的仇恨和必欲殺之而后快的禍心。對于周亞夫來說，大禍已經不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時機問題了。漢景帝最后找了一個什么樣的借口呢？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恰就在此時，看著老去的父親，周亞夫之子孝心如熾——作為一代名將，父親周亞夫的墓葬當然少不了兵器之類的東西。而根據漢律，買賣和私藏兵器都是犯禁的。假如周亞夫之子明智一點，絕不該動這個腦筋，可他偏偏孝心爆發，非把東西搞到手不可，遂不顧后果，暗中向朝廷的營造署（工官）購買了五百副盔甲和盾牌預備殉葬。

買殉葬品無所謂，但“工官尚方”是專門給帝王制造器物的部門，買這種部門制作的器物用于臣民就有了一個“越份”的問題。于是周亞夫就以這個罪名被下獄了。當時的廷尉、也就是“九卿”之一的最高司法官審問周亞夫說：“你買這些鎧甲盾牌之類的東西，不是存心準備造反嗎？”周亞夫說：“我買這些東西是用于死后當殉葬品的，這些木制、陶制的東西可以用來造反嗎？”廷尉說：“你即使不想在陽間造反，也是想到陰間去造反！”

當時的這個廷尉名叫王恬開，他秉承著漢景帝的意旨行事，居然就用“你不是想造反地上，就是要造反地下”這種開玩笑一般的語言，給一位高居丞相之職的元勛定成了“謀反”的死罪。于是周亞夫憤怒地絕食五天，吐血而死。

宋代黃震評論周亞夫的悲劇結局說：“亞夫尤重厚守正，平吳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信、爭侯降匈奴徐盧等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黃氏日鈔》）

明代查慎行說：“至于亞夫用兵處，極力摹寫，節制之師，歷歷有如目擊。亞夫之坐‘謀反’，因子買葬器，獄吏執‘欲反地下’四字，游戲定爰書(判決書)，此何異岳武穆(飛)‘莫須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隱然言外。史筆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記評林》引)

司馬遷在《絳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評周亞夫“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意思是滿足于自己的能力與軍功，不知道該念點書，懂得點歷史教訓；對人不謙虛，還愛堅持個死理。我覺得這段話是批評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亞夫能從張良那里學上一星半點，是不是情況會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亞夫不是張良，周亞夫的悲劇結局，是由他的性格決定了的。

在劉邦的開國功臣中，有一批是被劉邦、呂后殺了；有一批則是在劉邦、呂后面前盡量表現出一種圓滑避事、明哲保身的態度，惟有周勃、周亞夫父子是那種既有大功，又比較正直的人，結果都死得相當委屈。司馬遷在寫周勃、周亞夫這篇“世家”時，顯然比寫蕭何、曹參、張良、陳平等人的“世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

近代李景星說：“絳侯兩世有大功于漢，俱以下吏收場，此太史公最傷心處，故用全力寫之。”

《史記》寫周亞夫還有一點神秘色彩的尾巴，司馬遷說周亞夫早年還是個普通人的時候，有人給他相面，說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將入相，掌握國家的最高權柄，在滿朝文武中至高無上，但再過九年你將被餓死。”結果周亞夫真的就因其長兄犯罪而自己被朝廷指定做了周勃的嫡系繼承人；接著又因平定吳楚之亂有功，位任丞相，權傾朝野；最后又被下獄，憤怒地絕食而死，與相面者所預言完全相符——司馬遷寫這種帶有宿命色彩的故事，或許就是借此抒發一種人世的感慨與悲哀，是對現實政治、對最高統治者表示憤怒的一種特殊寫法：太史公筆法，也稱春秋筆法。

“太史公筆法”是司馬遷對史學典籍的傳述方式，是對歷史人物給予褒貶的評價，都不同程度地遵循“言有序”、“言有物”的寫作原則，其最核心的內容是司馬遷作為史學家的實錄精神，而實錄則主要是從人性普遍性出發，設身處地寫出特定人物在特定語境中的必然反應、竭力還原歷史的固有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