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殿英盜墓得的11大箱財寶哪去了 孫殿英盜墓影響
孫殿英掘墓盜寶被發現后，滿人嘩然。部分旗人團體，以及遜清皇室，包括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溥儀等上告到蔣介石那里，要求嚴懲，此事一時轟動全國。 有關慈禧含在口中的那顆價值連城的夜明珠，更成為了人們傳說與猜測的焦點。有的說是被一個在孫殿英身旁臥底的日本藝妓偷去了東京;有的說是被美國珠寶巨商華萊士從孫殿英的一名跟班那里花大價錢購買走了……凡此種種，不絕于耳。但隨著這種無法對證的傳說，幾十年一晃而過，有關這顆夜明珠的最終下落，卻仍舊是一個難解的謎。
1928年(民國17年)7月，慈禧太后定東陵和乾隆帝裕陵的寶庫被軍閥孫殿英盜掘了。這些寶物后來到底都弄哪兒去了？ 孫殿英盜的寶去了哪兒？
孫殿英分得寶物11箱
孫殿英盜陵活動正式動手在7月8日，持續到7月10日。根據事前的部署，果斷結束盜陵行動，將所有盜出的寶物裝箱封藏。孫殿英于夜間派了兩輛汽車，運到設在馬伸橋的“盜墓臨時指揮部”。7月11日凌晨，孫的部屬譚溫江負責將寶物裝上了從司令部調來的20輛大車(一說30輛大車)，大車都是事前以軍需為名征用的，車夫根本就不知道所運的是寶物。
當時，孫殿英召集了參與盜陵的高級軍官開會，商議分贓事宜。孫殿英自然得大頭，一多半寶物都是他的。據其當年身邊人回憶，孫殿英一人所得寶物裝了11大箱。
事發后，有媒體估算，孫殿英從定東陵、裕陵內盜得的寶物，價值2億5千萬兩白銀。根據對兩座陵墓陵上、陵下的寶物統計，實際上價值遠遠不止此數。
現在，孫殿英盜清東陵的經過已不再是懸念，而是所盜出寶物的下落。據筆者能查找到的資料，孫殿英所盜寶物除了分給屬下、私留以外，主要有五大去向：售賣、上繳、罰沒、賄賂、秘藏。
黃金榮設局“黑”寶
售賣是盜得寶物去向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不少寶物現在仍流傳在民間，但更多的流落在海外。
當時，孫殿英的交易主要在四個地方進行——北京、上海、天津、青島。這幾個地方洋人多，能賣上價錢，前三個地方是盜案未發之前主要的銷贓地，上海則是在事發之后的主銷地。
北京銷贓：譚溫江將一部分珠寶玉器等物運來北平，價值10萬元左右。先由譚溫江的弟弟譚榮九賣珍珠于廊坊義文齋，由王振波介紹，得款約6000元，后被文物臨時維持會告發。未售部分被查沒。
上海銷贓：軍需處長李德祿交代，孫殿英派兩名武功、槍法不凡的副官王登瀛、戴世禧護送(也是監視)，帶了5大箱(一說3大箱)寶物。到上海后，在河南開封人魯干卿開的豫商公貨棧落腳。李德祿與魯干卿熟悉，魯與孫殿英又是河南老鄉，覺得魯干卿靠得住，便請魯介紹買主。
當時上海文物販子很多，不少都是為洋人服務的。經魯干卿牽線，名叫吳世安的香港掮客看上了這批稀世珍寶，介紹給了洋主子，并談妥價格。
交驗后，洋人將所帶的大約1/4的部分現款(主要是黃金和美鈔)交給李德祿，余款是一張大額美鈔支票。李德祿覺得一張面額太多，要求拆分成5張，這樣錢貨兩清，李德祿的上海之行算大功告成了，當即打電話給孫殿英報告。
誰知，這是上海青幫頭子黃金榮設的局。李德祿一行到銀行取款時，被告知支票是假的。孫殿英曾由天津的牛七爺引薦加入青幫，與黃金榮是同輩，但未去過上海。孫殿英知悉黃金榮黑了他的寶物后，氣得咬牙切齒，但也不敢惹黃，后派人到上海雇黑道殺手，將做局的吳世安殺了。
據說，這批被黃金榮黑掉的寶物，后來到了美國人手里。
天津銷贓：據說，在上海吃了黃金榮的暗虧后，孫殿英把銷售的重點放在天津。孫殿英在當時租界內建有自己的公館。建房款便來源于孫殿英之前售寶所得的現大洋。
到底在天津售出了多少寶物？孫殿英的銷贓對象，主要是在華的老外，交易地點多設在英法租界內。具體賣了多少，也無法統計，一般認為數量不會少，這從孫殿英用所獲贓款購置的軍火清單上可以推算出來，丹麥式輕機槍528挺、小型平射炮145門、新式套筒步槍5000多支。這些都是當時的尖端精良武器，價格高昂。
避重就輕上繳法庭
東陵盜案曝光后，迫于壓力，孫殿英先是采取嫁禍于人、金蟬脫殼的辦法，后又主動上繳了一部分寶物，以迷惑外界視線。以下是他當時呈給上司、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的一份“報告”里的附錄物品清單：
計開：鼻煙壺大小式共5個，赤金全珠鐲1副，珠10顆，八寶鐲1副，大小雜珠20顆，雙珠鐲1副，大小珠花4支，翡翠紅碧璽雙玉連環穗1串，赤金鐲3副，珠翠藍紅寶石18個，赤金八寶鐲1副，大小寶石15件，珊瑚18件，翡翠各種寶石15件，又寶石2個，玉鐲3支，玉牌2塊，玉環2個，鉆石1包29件，小珠1包共317顆，長樂永康珠鐲1副，小珠1包，玉石牌1個，殘破珊瑚1副，斷玉簪1根，共27件。八月十日交。
孫殿英此舉很明顯是想避重就輕、推卸罪責。徐知道孫的意思，本想私吞，但后來看到閻錫山已成立軍事法庭要動真格的了，擔心受牽連，便才主動要求上繳給法庭。好笑的是，在事件平息后，徐源泉很為自己的行為后悔。
罰沒寶物未曾現身
罰沒，這一部分在寶物去向中也占有很大比例。據資料，公開的主要有三宗。
第一宗：被北平警察沒收。譚溫江與“尊古齋”掌柜黃百川交易寶物，被警察查沒，具體數量不清，最后下落不明;“義文齋”掌柜從譚溫江弟弟譚榮九手中所收珍寶，曝光后交出，由時平津衛戍總司令朱綬光將之轉交北平總商會會長及玉器幫、首飾幫保管，但最后下落不明。
第二宗：天津海關沒收。1928年8月14日，天津海關查獲了即將運往法國的寶物35箱。內有大明漆長桌1張、金漆團扇及瓦麒麟、瓦佛仙、瓦獵人、瓦魁星、描龍彩油漆器、陶器等，由北平吉貞宦古玩店鋪長張月巖報關，運到天津預備出口、運往法國，報價2.2萬元。由于貨主沒有在場，軍法處通知天津海關暫行查封，并通過北平公安局詢問張月巖，方查清35箱貨物來源，并非全部是東陵物品。
第三宗：被解放軍沒收。孫殿英被俘后身邊寶物均被沒收，這部分寶物后來交上級保管。
筆者曾就此采訪了當年第一個審訊孫殿英的人、時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6縱隊18旅53團(預備總隊)代理指導員伊萍。據伊證實，孫殿英被俘后，現場從其身上搜出了兩把手槍，當場繳獲一把“趙子龍寶劍”。
受賄人員大名單
這部分民間傳說較多，主要用于開脫盜陵重責、避免嚴懲。所送出物品，幾乎每件都是國寶，行賄對象是“黨國要人”。孫殿英曾親口對身邊人說過盜陵的情形和將寶物送人的情況，這在《文強口述自傳》、《我所知道的戴笠》等書中都有提及。
這里據公開資料，綜述如下：
戴笠——乾隆頸項上一串朝珠中最大的兩顆朱紅色珠子。
宋子文——一只大“翡翠西瓜”，孫殿英托戴笠送給了宋子文(一說送宋美齡)。
宋美齡——慈禧口中含的一顆夜明珠、一包珍珠，孫殿英托戴笠帶給宋美齡(此項行賄效果明顯，宋美齡曾關照有關人員，拖延東陵盜案審判)。
蔣介石——乾隆陵中盜出一把九龍寶劍。孫殿英托戴笠送給蔣介石(一說送何應欽)，未遂，后在戴笠墜機事件中焚毀。
徐源泉——慈禧頭頂的翡翠荷葉，還有一尊金佛、一尊紅寶石佛、一包珍珠。
商震——慈禧陵中一只青皮黃瓤翡翠甜瓜。商震時為東陵盜案審判長。
閻錫山——慈禧陵中純金壽星佛、翡翠桃等;乾隆戴在手上幾十年的玉扳指，及裕陵中盜出的象牙、乾隆珊瑚雕制文玩等。
孔祥熙——朝鞋上寶石兩串、慈禧陵中一顆翡翠白菜、一包珍珠。
王仲廉——抗日戰爭勝利后，孫殿英遂以巨額黃金和所盜出寶物賄送王仲廉。王時進駐豫北，任第31集團軍整編為第26軍軍長。
朱綬光——若干，明細不詳。
上述名單僅是已公開的，所賄寶物也僅是一部分，外界不清楚的更多。
被拜把子兄弟秘藏
孫殿英所盜獲東陵寶物數量，應該還有一大部分沒有現身，好似人間蒸發。這大部分寶物，怕是主要讓孫殿英秘藏起來了。
孫殿英當時曾將所盜寶物進行了清點、分類。據說，他挑選出了兩箱寶中之寶，暫不出售，另外秘藏。但交給誰比較放心呢？孫殿英想起了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田海泉，請他代為保管。田海泉時任晉軍旅長，駐在包頭。孫殿英便安排自己的親信、下屬旅長楊明卿去辦這件事。
孫殿英將兩箱寶物送到田海泉處保管的時間，有不同說法：一說是1928年盜陵后不久，受閻錫山暗示去山東剿滅其舊主張宗昌之前;另一說在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進攻寧夏，久攻不下、戰事吃緊之時。
但不論何時托管于田海泉，孫殿英將這兩箱寶物秘藏應該不假。不過這兩箱寶物中的精品，在田海泉的手里最后被人“黑”了。
寶物丟失后，田海泉曾跪著向孫殿英哭訴，請求寬恕，稱一箱被偷，一箱被調包，并遞上了被調包的那只箱子，箱內盡是破爛玩意兒。
孫殿英明白這是田海泉昧心，他自己黑了寶物，氣得咬牙，后來孫殿英的軍隊進駐包頭以東地區，便秘密派人到包頭暗殺了田海泉。
那兩箱寶物是否找回了？不見交代。
部分寶物傳聞在武漢
最后，再說一樁秘藏失落之謎。因為孫殿英從東陵盜出的寶物，一直與慈禧所隨葬清單對不起來，算上送田海泉收藏的兩箱寶物外，還有好多，都弄到哪兒了呢？于是有傳說，東陵有一部分寶物藏在孫殿英的上司、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家里。
這種分析的理由有一定的說服力。孫殿英能那么快平安無事，擺平方方面面要感謝自己的頂頭上司徐源泉，如果不是徐或明或暗地交涉，孫殿英的屁股可能抹不干凈。徐源泉能為孫殿英說話，便是因為暗地里得到孫的重賄。
徐源泉家在武漢黃陂區的公館下面有密室，據傳就是專為藏寶而設。1949年，徐源泉隨蔣介石去臺灣時，帶走了一部分財寶，帶不走的便全部藏入密室。
這個傳說便是現在湖北省境內最大的藏寶之謎，至今仍有很多人試圖尋找到這批寶物，當地媒體也曾作追蹤報道，但蹤跡不顯。徐公館位于今武漢市新洲區，是民國年間徐母七十大壽時所建，徐源泉為此花了幾十萬兩白銀。
1994年，當維修徐公館這處市級民國建筑重點保護單位時，在徐家后花園的一個墻角掘出了一個地洞，由于事關重大，上級部門沒有批準“探寶”，洞口被回填。
2005年，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欄目曾去探訪但最后也沒有了下文。有學者認為，徐家那個洞只是民國年間常見的家庭防空洞而已。摘自《中外書摘》2012年第7期 作者：倪方六
孫殿英盜墓影響
自東陵被盜后，清室遺臣多次到衛戍司令部要求嚴懲盜陵兇犯，但要犯譚溫江卻被保釋出獄，其他盜陵人犯又多逃出北平。各界人士紛紛電請政府，要求從速秉公處理，北平總商會請求組織特別法庭審判此案。不得已，閻錫山電令衛戍司令部從速組織軍事法庭，軍事法庭由商震上將任審判長。迫于輿論，陸軍監獄馬上將保釋在外的譚溫江重新收押，聽候審判。與此同時，第六集團軍總指揮徐源泉也將譚溫江以前呈報所謂馬蘭峪剿匪所得的東陵珍寶加封保存，移送衛戍司令部，并向外界表示對部下決不寬貸。東陵盜案于1928年12月中旬由軍事法庭開庭調查，此后即歸于沉寂。直至次年4月20日方開庭預審，至6月8日終審。預審中，主犯譚溫江拒不承認盜掘一事，而主謀孫殿英更是逍遙法外，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新編獨立第二旅旅長，并協同任應岐討伐張宗昌。6月15日，軍事法庭決定擬出審判書呈報中央，將譚溫江等嫌疑犯在押，故久懸未決的東陵盜案結束。
軍事法庭上報幾個月過去了，因案情盤根錯節，難以判決。這時孫殿英已率領軍隊到隴海線上與閻錫山、馮玉祥取得聯系，又在嵩山附近民軍中收撫了兩萬多人，深得閻、馮的器重。經孫殿英與閻錫山交涉，譚溫江亦被釋放。以后孫殿英不斷加官進祿，提任安徽省主席、暫編第五軍軍長。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和龐炳勛投敵組織新五軍。日本投降后，他又成為“曲線救國”的“忠臣”，被委派為先遣軍總司令，與人民解放軍為敵。在人民解放軍解放河南湯陰的戰役中，這個20多年來一直逍遙法外的盜陵主犯，終于被解放軍生擒，后死于戰犯收留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