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君臣，怕“夷”是一種傳統。無論是晚宋還是晚清中國，政府官員在“恐夷癥”方面，是世界聞名的。

然而，民間對“夷”卻往往恨大于怕，尤其是民間武裝，他們并不恐夷，甚至最喜歡與夷敵叫陣。從晚宋到晚清，從宋江征遼，到義和團大戰八國聯軍，民間武裝不時跳出來向“夷”挑戰，前赴后繼，不怕犧牲。

在翻看這些“內憂外患”時期的中國農民起義史料中，我發現了這樣一個令人唏噓的現象：

這些義軍一旦有政府撐腰，什么都敢干，什么敵人都敢打。

宋江征遼正史鮮有記載，民間傳說、《水滸傳》里講述得比較多，是真是假有待考證；但是晚清“義和團大戰八國聯軍”，雖然幾乎不在同一個時空隧道里，但卻有確鑿史料記述著他們的勇敢——

“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沖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后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

義和團之英勇，與他們的亂殺無辜一樣，令西方軍隊驚駭。然而，如此英勇的義和團，卻也有一怕，他們怕什么呢？怕政府官員。

那些不怕死的義和團首領，到了清政府官員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

史料記載，義和團山西首領在山西巡撫毓賢面前畢恭畢敬，贊其是“大清官”。義和團河北首領李來中向清朝大員剛毅表忠心——義和團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當慈禧太后肯定了義和團的“愛國行為”，獎勵了攻打使館的義和團幾車瓜果梨桃后，這些義和團員們，奮勇前進，不惜以生命代價報答慈禧太后的“水果”。

義軍的勇敢，為什么在本國君主面前就蕩然無存了呢？

梁山與義和團這類義軍的“膽量”，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認為，這恰恰就是中國“內憂外患”時期民間武裝愛犯的通病——有膽打狼，無膽殺犬。

就像那宋江起義，你連“虎狼之師”契丹都敢打，怎么就不敢滅了“鳥皇帝”呢？至于義和團，拿著熱兵器的洋軍嚇不倒你，為什么在一半還操著刀劍的政府軍面前就五體投地了呢？

要解開這個“勇氣”謎團，就必須細究什么才是他們的“膽”？并且，還要分析“膽”后面的“識”起到的作用。

宋江造反，犯于一個“義”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個“忠”字，之后“聚義廳”改成“正義堂”明擺出來——忠義是他們的膽，而忠是頭等大事，這是他們最大的膽——要“替皇帝做事”。

義和團在這一點上與宋江大同小異。他們以“裝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膽子卻不是虛擬的“蓮花圣母”給予的，而是現實中的“老佛爺”給予的。他們的第一愿望和動力，均是獲得太后的認可、清政府的承認。

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

可見，義和團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國君主的好奴才。義和團的死敵不是政府，而是外國軍隊。“扶清滅洋”的與“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

翻看義和團歷史的后一頁，即便那“掃清”與政府翻臉，主要矛盾也不是對著政府來，二次起義之后的“新義和團”干了些什么呢？不進攻官府，而依然走與“老義和團”一脈相承的老路——逢洋便燒。他們“最輝煌戰果”，還是瞄準教堂——焚燒威縣張家莊教堂，殺死法國天主教神父。

如果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那么他還能怕什么呢？所以，義和團和梁山的問題，恐怕不是“膽”的問題，而是“識”的問題了。

水泊梁山的好漢們，義和團的大俠們，他們不懂得“反什么”才是救國的根本。他們不明白，外敵之所以在自己的國家為所欲為，是因為本國有個腐敗政府。此番道理，血的教訓也未換來思想的覺悟，可謂“死都沒死個明白”。

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兩千年一成不變。就是因為有人“有識無膽”，有人“有膽無識”。有識無膽的人不敢行動成不了事，有膽無識的人敢打敢拼，但腦子不先進，所以，除了被利用，還是被利用——利用過后，整個社會還是“原地踏步走”，甚至“向后轉”。

可惜了他們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