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謠言導致的大災難 曾國藩與天津教案

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制西洋藥方……

1870年7月2日，農歷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國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遺囑。他說，他行將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他說，“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恐致激起大變”;并表示，“余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但自從咸豐三年組建湘軍以來，他就誓死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一年，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暈病癥又進一步地折磨著他。5月16日，他的日記記載，“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開始臥床調養。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續假一月的奏折剛剛抵達北京時，朝廷以“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轉口氣，讓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塊燙手山芋。

和朝廷諭旨同日抵達的，還有來自江西，他為自己做棺材訂購的建昌花板。這個巧合讓曾國藩心有戚戚，他預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為此，在調閱津案文牘、與幕僚反復商議之余，他開始以平淡、略顯悲涼的心境，細細交代著自己的一應后事。

他說，此行若死，靈柩應歸湘安葬，“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他說，他的歷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給后代子孫觀覽，但“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刻出適以彰其陋耳”。

對于身后諸事，他事無巨細，一一道來。然而，與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樣，在這份遺囑里，后人看不到他對天下大勢、對國家前途的任何評價。恰恰相反，“勤”、“儉”、“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這一切，無不讓人想起一個老年的農夫，一種尋常的鄉紳形象。似乎，在組建湘軍、平定叛亂、出將入相、一生功業已達極致之后，這個青年時曾以“內圣外王之業”、“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傳統士大夫，這個師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個圣賢”，已經回到了他最初的來路。他蒼老的目光，似乎僅限于自身、子孫和遙遠湖南鄉下的那個龐大家族。

7月8日，農歷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而僅僅十幾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僅在天津激起了口誅筆伐，并且使全國輿論為之嘩然。一時之間，“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在“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氛圍中，“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于國藩”(《國聞周報》，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于掃地以盡

那么，這份引發了軒然大波、讓曾國藩“積年清望幾于掃地以盡”的奏折，究竟寫了些什么呢？

在這份奏折的開篇，曾國藩分析了教案的由來。當年晚春，一則沸沸揚揚的傳聞在天津附近不斷擴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幾百名幼童失蹤;這些幼童，大多被法國傳教士收買的人販子誘拐;每誘拐一名兒童，人販子可得到五兩銀子，而法國傳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為原料，配制西洋藥方……后來，在寫給國務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也描述了傳聞的盛況：“這種風聞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不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圍許多英里的范圍內，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清末教案》)。

對此，曾國藩認為，該傳聞“全系謠傳”、“毫無實據”。他說，來到天津后，他細細查問了幾百名攔轎遞稟者，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結果“無一能指實者”;他也逐一訊問了河樓教堂的150余名中國教民，“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并無被拐情節”。更重要的是，抵達天津十幾天以來，“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說，傳聞的任何一個環節，從幼童失蹤、人販誘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謠言。如果說，這個論斷已經讓全國輿論“堅不肯信”的話，那么，對教案的導火索，那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的訊問，更讓人覺得語焉不詳，曾國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獲了一名叫武蘭珍的人販子;由于傳聞沸騰，民間組織“水火會”對他進行了刑訊逼供。嚴刑拷打之下，武蘭珍供認，他是受河樓教堂王三的指派，前來誘拐兒童的。

正是武蘭珍的口供，引發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證，并進而引發了教案。然而，曾國藩強調，河樓教堂并沒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對質那天，在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縣令劉杰的敦促下，武蘭珍也不能指認出任何一個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認為，武蘭珍純屬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記也記載，在武蘭珍的身上，他發現了“跪傷”、“棒傷”和“踢傷”。

換而言之，在曾國藩看來，直到教案爆發的那天上午，法國人都沒有什么理屈之處。他為此寫道，“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堂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對直接導致教案的豐大業“對官放槍”事件，曾國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張光藻等地方官提帶武蘭珍教堂對質時，教堂外已聚集了幾百名“水火會”成員。當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誰挑頭，有人開始向教堂內的教民投擲石子，拋擲瓦片。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他怒氣沖沖地闖進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彈壓;而當崇厚擔心激起民變、只肯派出兩名巡捕時，這個文明的紳士、資深的外交官翻臉了。后來，崇厚這樣回顧豐大業的風度和武功：“神氣兇悍，腰間帶有洋槍二桿，后跟一外國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話細談，該領事置若罔聞，隨取洋槍當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還沒完呢！將這個一向顢頇、對洋大人們小心翼翼的滿人大員嚇得半死后，豐大業不顧“民情洶涌”、“街市聚集水火會已有數千人”的境況，來到海河邊的獅子林橋上。在這里，他遭遇了疏導民眾剛剛回來的知縣劉杰;一通咆哮之后，豐大業又掏出槍來，重傷了劉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這樣爆發了。當天傍晚，天津城鑼聲大作、“萬民聚集”;在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后，以“水火會”成員為骨干，紳民們又先后燒毀了河樓教堂、法國領事館和收養中國幼童的“仁慈堂”。在這場大騷亂中，英俄各國也遭遇池魚之殃，除13名法國人喪生之外，另有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死去。英國講書堂和美國講書堂也在大火中化為一片灰燼……在幾十萬天津紳民、所有與聞此事的中國人看來，倘若沒有豐大業事件，教案是不會發生的;而對此，曾國藩只是輕描淡寫地談到，“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嘩躁，同時并舉，猝成劇變”……

激怒全國輿論的，又何止是這些？在這份奏折的末尾，曾國藩拿出了教案處置意見：不僅主張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紳民盼望的那樣，打算調兵入津;不過這些軍隊不是來“備兵以抗法”，而是來威懾、彈壓不肯息事寧人的天津紳民的……

難怪乎，幾天以后，當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征求意見時，聲討曾國藩的輿論浪潮，在瞬間卷起了：不僅舉國洶洶、“責問之書日數至”，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也視之為奇恥大辱。時人記載，在北京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認他是湖南人。一個舉子撰寫了這么一副對聯，刻薄地挖苦他的這個人生轉折，“殺賊功高，百戰余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與他幾經分合、不久前剛剛重歸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氣地致書斥罵他。后來，曾國藩也以“物論沸騰，至使人不忍聞”的話語，表達了自己的懊悔。

但，舉國聲討之際，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將這份奏折發抄朝野時，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

交困

五個“致疑點”，不僅解釋了謠言愈傳愈盛、天津紳民“積疑生憤”的緣由，而且折射了交匯之初、東西方風俗與文化的巨大隔閡。曾國藩談到，西式建筑均設有地窖，這些地窖，不過用來隔潮、儲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訛傳訛，天津紳民漸漸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

對天主教信仰的無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導致了眾多疑點的出現。以前任江西進賢縣令魏席珍之女賀魏氏為例，她進入河樓教堂，原本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堅持不肯回家，“因謂有藥迷喪本心”;以施洗儀式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額而封其目，謂可升天堂也”，對習慣哭喪表達悲傷的中國人來說，這也顯得異常詭異、鬼祟……

更要命的是，當年晚春，天津謠言四起、各處檄文揭帖層出不窮之際，河樓教堂又遭遇了一場空前瘟疫。幾十個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間掩埋，“或有兩尸三尸共一棺者”;這些棺木尸身，埋葬極淺，經覓食的野狗發掘后，“胸腹皆爛，腸肚外露”，這就難怪天津紳民對謠言信以為真、“各懷恚恨”了……

如果說，即使不刪去這五個“致疑點”、奏折完整面世，曾國藩也難逃其咎的話，那么，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顯得合乎情理，曾國藩“持平辦案”的心跡，也不會被一邊倒地被認為是“賣國”。問題在于，對這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對這個被認為是“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清史稿·曾國藩傳》)的當代圣賢，朝廷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那個年僅35歲，但異常工于心計的女人。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寧人、維持和局的決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圖，不愿為此招來罵名;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處置教案的諭旨里，她這樣表達自己的態度：“持平辦理”、“順輿情而維大局”。

她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戰”、“和”兩難，“論理”與“論勢”者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所謂“順輿情”和“維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無法平衡的沖突。幾乎是教案剛剛爆發，以奕、寶鋆、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員，即決心和平結案、維持大局，為此他們強調，“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真是借端搶掠”;而以奕譞、李鴻藻、“清流”勢力為主的守舊派官員，則認為“民心尤不可失”。他們甚至主張，借輿論沸騰、“民氣大張”的勢頭，與洋人們決一死戰，徹底驅逐西方、天主教勢力于國門之外……

她遲遲不肯表態;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進行大辯論時，她還欲擒故縱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這一天，在傳達給曾國藩的又一道諭旨里，她再次強調那如同冰與火不可兼容的兩個立場：“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僅要把這塊燙手山芋，徹底扔給曾國藩;她還要曾國藩為她承擔起“理”、“勢”對立，“戰”、“和”兩難的代價。為此，她將那份奏折發抄朝野、公諸天下，這么一來，洶洶民心、滔滔輿論，自然會將矛頭對準曾國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紳民辯護的五個“致疑點”。這也不是什么畫蛇添足之舉，這么做，只會有一個結果：一方面，讓洋人看到曾國藩辦事之難、態度之毫無保留，從而見好就收;另一方面，對遠道而來、旨在通商和傳教的洋人來說，被徹底激怒的民眾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沒有只言片語辯護的奏折，正適以火上澆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測的心中，她還有著進一步削弱曾國藩，使他在喪失湘軍勢力之后、“清望”和影響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這不是沒有可能的。

這是個長袖善舞、讓人一言難盡的女人。自從執掌這個國家，她就不間斷地感受著種種前所未有的尷尬處境：不僅是“理”和“勢”的對立、“戰”與“和”的兩難，還有“內輕”和“外重”的失衡、“中體”和“西用”的糾纏，以及作為少數部族卻統轄這個國家的先天不足，身為女人卻“牡雞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順之處……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還包括著人心、社會、民族、深宮、權力格局與文明演替的種種緊張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她開始了此牽彼制、翻云覆雨的權術生涯：1861年前后，幾乎上臺之初，她就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旁支，以及李鴻章的淮軍勢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側擊、恩威并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而伴隨著“師夷長技”之洋務運動的興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清流”勢力，以避免東南督撫的成為國家與社會主導力量……

清末年畫《曾國藩慶賀太平宴》，正中榻上坐著李鴻章(左)和曾國藩(右)，左邊從左至右依次為左宗棠、駱秉章，右邊坐著彭玉麟、曾國荃等。

在十年的歷練之后，她的這些手法如此嫻熟，如此得心應手，不僅表現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現為洋務運動“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她什么都考慮到了，唯獨沒有考慮曾國藩的處境;在她四十八年的執政生涯里，她處處是贏家，唯獨輸掉了這個國家。在新舊交替、百廢待舉的年月，這個帝國原本應當昭示它鮮明的國策，無論外交、內政還是文化的“體用”，一如東鄰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種種手筆中，它不可避免地徹底沉淪了……

在長達四十八年的歲月，在與她共事的眾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夠瞥見她的深處內心。或許，不久后自甘沉淪、余生碌碌的奕，是一個;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戰敗的陰影下，面對俾斯麥婉轉地抱怨“麻煩來自女人”的李鴻章，是另一個。

或許，還有一個。那就是曾國藩。

“一生三變”

后來，歐陽兆熊以“一生三變”的說法，概括曾國藩的幾個階段。他說，做京官時，曾國藩“以程朱為歸依”;出辦湘軍后，“則歸申韓”;及至晚年，他以曠達為意，“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這個說法，后來廣為流傳、普為人知。然而，它依舊拘泥于皮相。在曾國藩漸行漸遠、愈磨愈平的心路歷程背后，不僅有著他始終不變的儒家本色，還有著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深刻尷尬。

他以儒生帶兵，“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做京官時，他曾上書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瑣碎”、“徒尚文飾”、“驕矜自是”;組建湘軍之初，他設立“審案局”、得罪駱秉章、參奏陳啟邁、彈劾宗室崇綸……凡此種種，無不有著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與他的一腔血誠、披肝瀝膽對比，不僅那個腐朽官場對他處處側目，那個顢頇、搖搖欲墜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據說，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學士祁雋藻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

他為此度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幾年。從長沙到衡州、江西，他不僅屢戰屢敗，而且形影孤單，“每逢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在幾年處處碰壁、幾次自殺未遂后，他才走進湘鄉荷葉鎮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義，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開始了處處變通、時刻夾雜著拙誠與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奪安慶、定天京的歷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賴的滿人大員官文;而在與駱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鴻賓等漢族大員的合作中，他也處處與人為善，見功不掩、見過不責……他自覺地使自己鍥合于那個腐朽年代，一切行為都與社會規則絲絲入扣、天衣無縫;他并以近乎苛責的姿態，保持著自己內心的獨立和自我體察。他由此成為一個戴著鐐銬的善舞者，一個貌似分裂、實則異常統一的末世圣賢。

一個時代，就這么改變著一個人;而在被改變之后，他不僅無力、也不再企圖改變這個時代。他在事功方面傾注了太多的心力，這就注定了他要被時代所局限;他成為這個時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匯集的，不僅有美好與堅韌，還有局限和狹隘……

在中國歷史上，他是僅有的一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賢，但他不僅是最后的圣賢，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賢。正如風雷激蕩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養士百年、氣象開闊的兩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樣，那個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社會，只能造就這么一個世俗、世故、煙火氣十足的完人。他后來賴以傳世的《家書》、《日記》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遺囑，無不證明了這一點。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儒家人物，只不過青年為“士”、中年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開始向最初的來處、向一個老年農夫或者說尋常鄉紳回歸罷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處處表現出鄉紳的、近乎族長的態度。

無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處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筆都讓參與斡旋的總稅務司羅伯特·赫德感到難以置信。后來，赫德以一長串刺耳的詞匯評價曾國藩，“優柔寡斷”、“被評價過高的人物”、“與他的崇高聲望名不副實”、“才能不過平庸而已”……一句話，在赫德看來，曾國藩老朽而昏聵，他對外部的世界一無所知。

比如懲治兇犯。7月17日，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與曾國藩會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責任的要求面前，他均無異議。但他強調，在確認兇手方面，該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后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群忿齊發，聚若云屯，去如鳥散，斷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個讓羅淑亞、讓羅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見：他說，“擬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毆斃命20人，那么，中國官府也處決20名案犯好了。

這種東方式的自我懲罰，讓人想起廣漠鄉土里的宗族械斗。對此，羅伯特·赫德談到，他“似乎是在一個祠堂里和另一個族長對話”。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羅淑亞時，曾國藩日記記載，“辭氣尚屬平善”、“無十分桀驁要挾之象”。然而，僅僅兩天以后，因為英國公使威妥瑪的上下其手，羅淑亞驟然翻臉，他要求賠銀50萬兩、處決全部兇手，并處死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杰和直隸提督陳國瑞。他并訴諸以戰爭威脅：倘若十日內不予回復的話，“已駛抵紅海的法國第三艦隊，以及已啟航的英國加爾各答艦隊，將炸平天津，進攻紫禁城”(莫爾斯·巴勞，《中華帝國國際關系》)……

對此，除了就事論事，曾國藩什么也不答應：他同意將張光藻和劉杰“交部議處”，但這只因為教案前夕，他們曾張貼布告，宣稱有兩名人販子“受人囑托”、從而助長了謠言的可信度;他們應為此負責。但他們的刑罰不應該是殺頭。曾國藩說，倘若法國人進一步逼迫他，他將“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當張光藻、劉杰被發配到黑龍江“效力贖罪”時，曾國藩先是讓幕僚贈銀三千兩;此后，他又多方張羅，籌集了一萬兩銀子，以安頓他們的家屬。據說，在他們前往滿洲前夕，曾國藩與他們促膝長談，而他們也不怨恨曾國藩……

更加讓人目瞪口呆的，還在后頭呢！9月18日，在判決馮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國藩急急奏報，其中一個叫“穆巴”的案犯，系屬誤判，“(但)又抓獲范永一犯，自承殺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當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體處決后，曾國藩或擔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產生了憐憫之心，他決定賠付每家撫恤銀五百兩……

凡此種種，無不讓赫德覺得他面對的是“一塊古老世紀的活化石”、“有著一種令人窒息的霉爛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個右眼微瞇、精神委頓的老人，不僅是傳統社會的“最后一個圣賢”，他還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進者。在那個華洋雜處、兩種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綰接了二者，并成為后來漸行漸遠、滄海桑田般劇變的起點。

他的轉折從1860年開始。此前，廣州入城紛爭初起時，他遙為議論，“自古稱國富者，以地大為富;兵強者，以人眾為強……英夷土固不廣，來中國者人數無己，欲恃虛聲以懾我上國”;他并且預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堅守”。如果說這些論調折射了他和眾多士大夫的相近與相似的話，那么，不久后一連串的殘酷事實，則讓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火燒圓明園時，他“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北京條約》簽訂后，他“閱之不覺嗚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記記載，“四更成眠，五更復起，念(夷人)縱橫中原……為之憂悸”(《曾國藩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這一年，胡林翼視師安慶，為西洋輪船而“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據說，臨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話是“天要變了”;而十幾年以后，他的學生李鴻章則以“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描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夷禍……

隨即，他駐節東南、應酬洋場。在這里，他目睹了光怪陸離而又自成一體的西方情態：不僅西洋開花大炮讓他“驚心動魄”，上海失陷期間，洋人曾“代收”關稅七十余萬兩，此時如數交還，這個手筆讓他大為感慨。他說，“彼雖商賈之國，而頗有君子之行”;他說，“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開始迥異于前代圣賢的生涯：他設立安慶軍械所、創辦上海機器局、翻譯多種西方書籍、派遣幼童“出洋學藝”……他希望以西洋的技術，護衛他所熱愛的文明;他說，“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遠之利”;他甚至產生了“海上爭雄之志”，他說，“未敢遽問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一條漸行漸遠、無法再回頭的長路：為了造船制炮，他必須引進“制器之器”;上海機器局落成后，“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面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換而言之，伴隨西方物器滾滾而來的，是聲光電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槍裝備淮軍后，他曾經贊嘆，“余平生所見步隊不逮此遠矣”，然而，這樣的軍隊卻必須“純用洋人規矩”操演;在幾艘輪船下水前夕，他已經意識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營制，略仿西洋之法”……

從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規矩、營制，西方文明就這樣水銀瀉地般滲透著。又何止于此？不僅船炮、“器具”從來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與社會也如此。“中體西用”從來是個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為它回避了“體”與“用”的互為聯系、“道”和“術”的彼此作用。而這種聯系與作用一經展開，它必將裹挾一切：正如后來中國人所親歷的那樣，在器具變遷之后，是觀念之變、社會之變、政制之變和“道體”之變。在這個意義上，與曾國藩同時代的倭仁，無疑更有先見之明，他一開始就反對同文館的開辦;而幾十年以后，梁啟超的“變亦變、不變亦變”，則說出了這段歷史的關鍵……

或許，曾國藩也隱約感覺到了這一點？史料記載：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他很少再觸及洋務，“而日從事于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