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就包括犬養毅、宮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實際參與者遠遠不止這個數目。

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號召中日密切合作、中日聯合，他堅決認為西方列強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是白種人對黃種人的鄙視，日本除了援助中國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只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一時間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這類流行口號。“大隈主義”很復雜，不是一個肯定或否定可以概括的。一方面，不能說它是“騙局”，“大隈主義”的提出有深厚的歷史、現實背景，當時日強中弱，中國不可能對中國形成威脅，在某種程度上真誠地“扶植”中國有利于日本的國際處境的提升;另一方面，它當然不是希望中國強大，作為日本人，大隈重信沒有這個義務，作為日本首相，不可能把支持中國作為自己的施政目標，除非他有精神分裂癥。

很碰巧，由于中國的貧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希望聯合亞洲國家抵御西方列強，包括尼赫魯在內的亞洲精神當時都有這種類似的想法。

在宮崎寅藏、平山周之后，更多的日本政壇重量級人物開始與孫中山接觸，孫中山成為他們眼中的“有用之材”——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人。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清政府的死敵，但是在革命的邏輯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謂“大隈主義”、“亞洲主義”有點復雜，簡單說不清楚，至于日本人接納孫中山流亡該國的動機，倒是一清二楚，這一點在后任首相犬養致陸實(時任《日本新聞》主編)的信(1898年2月3日)中說得很清楚：“拜啟：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氏同寓一處。最近，尚有王陳(指王質甫、陳少白)二人來此。彼等亦廣東革命黨員。弟刻下臥病中，諸事不能兼顧。與神鞭君磋商結果，務請吾兄代為照顧彼等一切。至于生活費用，由平岡浩太郎氏按月送上，他日當面謝平岡也。愿吾兄將彼等掌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也。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愿以重金購置之。自去歲以來，弟即暗中著手作此計劃矣。書不盡意。”信中寫得很明白，孫中山、陳少白等人雖然在當時“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今天“重金購置”，日后會有大用。

而像宮崎寅藏這樣支持孫中山的日本浪人，不可否認，在他的身上有某種俠肝義膽的風范，他們也被孫中山身上的某些精神所深深折服，但是他們所有的考慮，都不可能違背日本的利益，而單方面考慮革命黨人的利益，宮崎寅藏在1898年12月12日指出：“今后日本對中國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現今的愛新覺羅政權，以改善中國。第二，擁護皇上，號令天下，以組織新政府。第三，團結民間的革命黨，推行大革命，以刷新中國大陸。”“此君臣既不足以用，究竟應以何來挽救中國時局？舍革命莫屬。目前，南方革命黨的領袖孫逸仙正在隱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簡而言之一句話，日本人用不用孫中山這樣的政治潛力股，完全取決于日本自己的利益。

此外，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他們所持有所謂的“亞洲主義”精神，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這種所謂的“友好”，很容易滑向侵略主義的魔界，甚至從一開始就不懷好意，而北一輝則是日本有名的軍國主義教師爺。在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名會員中，就包括犬養毅、宮崎寅藏兄弟、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多名日本人。并且實際參與者遠遠不止這個數目。據萱野長知古籍，跟隨革命黨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300人。僅廣州惠州一役，參加“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人，其中山田良政在逃跑的路上被清政府軍逮捕殺掉。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富有文彩的人，所使用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此同時，康、梁保皇改良派所出版的雜志、報紙卻是風行于海內外。只是在戊戌變法前，上海就有《時務報》、澳門有《知新報》;戊戌年之后，有橫濱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神戶的《亞東報》、新加坡的《天南新報》、檀香山的《新中國報》、舊金山的《文興報》、紐約的《維新報》、澳洲的《東華新報》等等。與此相比，革命黨人的宣傳陣地相形見絀。即便是被稱為興中會地盤的橫濱、檀香山兩地，保皇改良派的勢力也是占絕對優勢。1899秋天，孫中山派陳少白到香港組織創辦《中國日報》，當年十二月份出版，這份報紙是革命派報紙的濫觴。但是因為操筆論政者，對于歐美新思想非常匱乏，并不被當時的社會所重視。1900年以后，東京留學生逐漸受自由平等學說熏陶，接受革命排滿學說的人也逐漸增多，《譯書匯編》《開智錄》《國民報》等繽紛并起，《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蘇》等月刊繼起，這樣一個契機，留學日本的有志之士與興中會領袖們的政見逐漸熔為一爐。革命出版物，由是開始呈風起云涌之勢，在1903年上海《蘇報》案發前后，革命黨人的書報進入全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