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即位后，深惡宦官專權亂政，乃以李訓為宰相，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謀內外結合而除之。太和九年，李訓和舒元輿等以左金吾仗院內石榴樹上夜降甘露為名，試圖將宦官一網打盡。

唐文宗是由宦官從十六王宅中迎出而立為皇帝的。文宗的祖父憲宗、哥哥敬宗都是被宦官殺害，其父穆宗也是宦官擁立的。為了“刷君父之仇恥”，文宗決心剪除驕橫的宦官。宦官最初是以一種特殊的奴隸身份出現的，但此時的宦官卻握有軍權，控制禁軍，指揮朝政，實力非同小可。而文宗本身是由藩王登上皇位的，既沒有東宮之侍者，也很少有心腹重臣。當時的朝官中黨爭激烈，對去宦毫無興趣，文宗只有在資歷不深的朝官中尋找可靠之人。最先被文宗看中的是孤寒而進的翰林學士宋申錫。于是文宗與宋申錫密謀去除大宦官王守澄，卻不料密謀泄露。王守澄等人反誣告宋申錫謀反。宋申錫被貶，死于開州。

第一次去宦雖然失敗，但文宗并沒有因此灰心，相反，他吸取教訓，又開始物色新的人選。這時，李訓與鄭注便應運而出。

鄭注為維州翼城人.家世微賤，機智善辯，醫術高明。行醫到徐州，由牙將推薦給節度使李愬。李愬服用鄭注的藥很有效驗，就任用為牙推，后把他推薦給監軍宦官王守澄。王守澄為樞密使，就帶鄭注入京。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風疾不能言語，王守澄便推薦已為昭義行軍司馬的鄭注進京為文宗治病，很有效果。由是鄭注得寵，被召入長安。李訓是世家子弟，李逢吉的侄子，精通經學，中過進士。曾因事流放，后來居住洛陽，認識了鄭注。鄭注將李訓介紹給王守澄，王遂將其推薦給了文宗。由于李訓“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文宗“以為奇士，待遇日隆”，任為四門助教。

李訓能言善辯，儀表秀偉，為文宗侍講時，談及宦官事往往言詞很激憤。文宗覺得他可以倚重，就向鄭、李吐露心事，李訓和鄭注遂以清除宦官為己任。兩人受文宗重用后，利用牛、李兩黨的矛盾，將阻礙他們仕途發展的黨人全部逐出朝廷。大和八年(834年)，李德裕被貶。大和九年，李宗閔被貶。兩黨的黨魁均遭貶逐，其黨人也多受牽連。一時間，牛、李兩黨幾乎被逐一空，為李訓、鄭注的晉升掃平了道路。在職高位重、力量壯大的同時，李、鄭二人又充分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把與王守澄不和的左神策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三個大宦官遷到地方上去為監軍。當時人們傳說宦官陳弘志是害死憲宗的元兇。李訓就為文宗設計，把陳弘志從山南東道監軍任上召回，行至青泥驛杖死。不久文宗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以舒元輿為知制誥，李訓為禮部侍郎，并都同平章事。然后又利用與王守澄有矛盾的宦官仇士良，把王守澄除去，改任為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實際上奪去了實權。不久，派宮中使者李好古到王守澄府第中賜毒酒，逼令自殺。至此，去宦行動已取得了一定的勝利。

在此后如何剪除所有宦官的問題上，李訓與鄭注發生了分歧。鄭注本打算利用王守澄出葬滻水，宦官集體送殯的機會，一舉殲滅所有宦官。這便是史上所稱的“滻水計劃”。而李訓則密謀“甘露之變”，而且趕在滻水計劃之前實行了。

甘露之變發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當日早朝之時，百官群集。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奏稱金吾左仗院中有甘露夜降石榴樹，請皇帝親往觀看。樹木之上凝有甘露，本來是極其平常的事。如果是在夏秋之季，確實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當時是十一月下旬。地處北方的長安已經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果偶爾真有甘露降臨，就會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頭。因此，當韓約稱甘露降于皇宮之內，百官立即向文宗拜賀，李訓、舒元輿請文宗親觀此祥瑞。金吾左仗院在含元殿左前，文宗與百官到了含元殿內，命宰相李訓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前往核實。李訓去金吾左仗院察看后，報告文宗說：“恐怕不是真的甘露，不敢輕言。”文宗又命左右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宦官再去驗看。這時，金吾院中早已設下伏兵，其實是引誘諸宦官到金吾院內，圍而殺之。宦官走后，李訓急召守在丹鳳門外的兵士進宮以備接應，但將軍王璠卻因害怕而不敢前行。他手下的士兵雖然到了含元殿下，但卻嚇得不能正常行走到含元殿。而另一支由郭行余統領的接應部隊更是連影子也不見。一時間，含元殿下亂成一團。

再看仇士良等諸宦官，由韓約陪同前往金吾院。韓約因緊張過度而面色發白，汗流不止。仇士良正覺奇怪.恰巧一陣風吹過，吹動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大驚，率諸宦官連忙退出金吾院，奔回含元殿。守門人想要把殿門關上，被仇士良一聲厲喝，吃了一驚，竟來不及把殿門關上。李訓急呼衛士上殿保駕，已經來不及了。宦官對文宗說：“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把文宗扶上軟輿，準備回宮。李訓上前阻止，仇士良大呼李訓造反！文宗卻說李訓不是造反。仇士良將李訓擊倒，李訓還是抓住軟輿不放。這時，金吾衛士已到，京兆少尹羅立言率京兆府三百多人從東面來，御史臺中丞李孝本率御史臺從人兩百多人從西面來，三方縱擊，宦官死傷十多人。此時，御駕將入宣政門，李訓仍抓住軟輿阻止宦官把文宗抬進宮。但文宗見大勢已去，便呵斥李訓放手。御駕進了宣政門，宦官把宮門關上，高呼萬歲。百官見文宗落入宦官手中，均知大事不妙，四散而去。李訓知道大勢已去，就穿上隨從小吏的綠色衣服，騎馬逃出長安。

不久，宦官調集禁軍大殺朝官。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輿、王璠、郭行余等17人被殺，其族人也無一幸免，朝中幾乎為之一空。文宗也差點被廢，此后就純粹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最后憂郁而死。這便是唐代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以宦官的勝利而告結束。此后，宦官氣焰更為囂張。“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唐王朝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

關于甘露之變，仍有一些問題不很清楚。我們很想知道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性質的事件呢？

有人認為甘露之變是李訓糾集少數私黨組織的武力奪權事件，目的在于一網打盡宦官，取得挾持皇帝的權力，實現個人專權，獨攬朝政的野心。持這種觀點者認為在搞掉王守澄等資歷很老凌忽君主的宦官之后，文宗的目的已經達到，而李訓、鄭注是欲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企圖控制朝政，才背著文宗謀劃盡誅宦官。

這樣的說法，與我們平時在歷史書上看到的評價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有很多人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李訓等人與文宗志除宦官的思想是一致的。文宗參與了甘露之變的謀劃并在事變中配合了李訓等人的行動。甘露之變是一場在文宗首肯下的反宦官斗爭。更有人認為，這是文宗為了剪除宦官而由其一手策劃的一場宮廷政變。事變之前，文宗考慮周密，而策劃者李訓、鄭注計劃詳盡。當時文宗深深憂慮于宦官之禍，欲謀誅宦官，但卻不敢與外朝宰相謀議。宰相作為中央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來應該是皇帝依靠的積極力量，但文宗時期的宰相大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他們無意反抗宦官也無膽誅除宦官，其主體已失去了與宦官相抗衡的斗志和鋒芒。文宗已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不可能與宰相們共商大計。作為一個還可算是有主見的皇帝，李訓、鄭注作為“孤寒新進之士”的代表人物被文宗視為合適的人選加入了這場反宦官的斗爭中。

甘露事變之后，由于宦官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此宦官氣焰更加囂張，不再信任外朝士大夫，朝官和宦官之間更日益對立，唐王朝走向了崩潰的邊緣。（本文轉自互聯網，若有版權問題請聯系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