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販賣人口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不少朝代都曾出臺過各種法令法規(guī)，嚴打人口販子。在中國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會背景相當復雜，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人口買賣也有“自賣”、“和賣”、“略賣”、“掠賣”等多種不同的交易方式。以是否回贖來說，則有“活賣”與“絕賣”兩種之分。活賣，即典賣，只賣使用權(quán)，而保留回贖權(quán)，如古代常見的“典妻”;“絕賣”，就是永遠賣出，不得贖回。在古代，絕賣比活賣更普遍。

在上古三代時的周代，專門負責人口交易的官員被稱為“質(zhì)人”。《周禮·地官》稱，“質(zhì)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車輦、珍異。”意思是說，質(zhì)人負責市場里貨物、人口、牛馬、兵器、車輦和奇珍異寶的買賣。成交后開發(fā)票(質(zhì)劑)，作為憑證。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勵民間“賣兒賣女”，并視之為救荒的手段。《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有一年鬧大饑荒，一石米能賣五千錢，非常貴，災(zāi)民中餓死了一半，以致出現(xiàn)“人相食”的人間慘劇。為此，劉邦下令民間賣孩子，以換取活命的糧食，此即所謂“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東晉時，官府還從人口交易中收稅。《隋書·食貨志》記載：“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從東晉的人口交易規(guī)則來看，販賣人口、牛馬、田宅，有文書契據(jù)的，每l萬錢一律交400錢給官府，其中賣方負擔300，買方負擔100;無文書契據(jù)的，隨物所值，也收取4%，稱為“散估”。

古代人販子被稱為“奸人”

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躍，在南方的蘇州、杭州、廣州一帶，人口販賣非常興旺。隨著人口交易的繁榮，還出現(xiàn)了專門以拐騙、掠奪、販賣人口為生的“牙儈”、“人販子”。人販子都不是好人，古人稱之為“奸人”、“奸民”。篡奪漢位的王莽即稱，“奸人緣利，至略賣人妻、子”。古代稱拐賣人口叫“誘口”，這里面又有“略誘”、“和誘”的不同。晚清縣令何耿繩所撰的《學治一得編》里，介紹了誘拐、販賣人口案的審理經(jīng)驗：“凡誘拐之案，當分略誘、和誘。略者，罔其所不知;和者，因其情愿，或先被哄騙，事出不得已而始行曲從，則方略已行，不得謂之和誘矣。”

古代人口販賣過程中常有女性被人販子性侵，在拐騙小孩時則常使用迷藥。據(jù)《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安徽鳳陽的人販子馬占文，用川烏、草烏、人腦等物，配成迷藥，將藥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騙對象時，將手巾在臉前繞一下，人立即昏迷。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北京有一個叫王劉氏的人販子，用藥迷拐幼女有16名之多。所以，何耿繩提醒官員，審理人口販賣案時要查清案情，“奴人有無前后奸情，幼孩有無施用藥術(shù)”。古代人販子也多是團伙作案，并建立固定的黑窩點，其行為很多時候都令人發(fā)指。清吳熾昌的《客窗閑話》“拐帶”條，記載了乾隆五年(公元l740年)破獲的一起拐賣人口案。此案由人販子陳大、俞九齡等8人團伙所為，拐騙了大量幼童，長相好的賣到遠方，蠢笨的殺掉食用，并將骨頭煉成丸售賣：“迭拐男女幼童不計其數(shù)，俊者賣之遠方，蠢者殺食其肉，灸骨為丸。”案發(fā)后，人販子的口供證實，當時江浙一帶類似拐賣人口的船只有170余條之多，足可見當時人口非法販賣的嚴重程度。

唐代賣到中國的非洲黑人被稱為“昆侖奴”

販賣人口在古代已呈國際化。唐宋時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販賣到中國，至于周邊國家人口被販賣到中國的，和中國人口被販賣到周邊國家的，歷史更早。被販賣到中國的非洲黑人，在唐代被稱為“昆侖奴”，宋代則稱之為“鬼奴”，元代稱作“黑廝”或“黑小廝”。其中以元代為甚，當時被販到中國的黑人最多。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國際人口販賣活動最活躍的一個朝代。被販賣到中國的外國人，主要來自朝鮮和非洲。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中“加將門里”條，對當時國際販賣非洲黑人的情況有所交代：“叢雜回人居之，其土商每興販黑囡，往朋加剌，互用銀錢之多寡，隨其大小高下而議價。”“加將門里”，位于今非洲東海岸;“朋加剌”，即今孟加拉國，是當時的黑人交易中轉(zhuǎn)地。文中提到的“土商”就是國際人販子，是長期在東非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專以販賣黑人(黑囡)為業(yè)。進入中國境內(nèi)的“黑廝”，有的是由土商直接販賣至中國境內(nèi)的，也有的是中國海上商人從朋加剌順便帶回來的。

在元代，被販到“漢地”的外籍人以高麗(今朝鮮半島)人為多，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年輕女性，元初名儒郝經(jīng)曾贊其“肌膚玉雪發(fā)云霧”。當時的權(quán)貴人家以有高麗女人為榮，《續(xù)資治通鑒·順帝紀》中稱，“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后為名家”。“黑廝”和“高麗女”甚至成了當時蒙古貴族高消費的標志，明末學者葉世杰《草木子·雜制篇》中稱：“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在元代，同樣也有不少中國人被販賣到海外，時稱“過海”。如一些下層的蒙古族男女被賣到回回田地里(波斯灣沿岸)、忻都田地里(南亞)等地。元朝廷因此下令禁絕，《通制條格·雜令》“蒙古男女過海”條規(guī)定違者治罪。

東漢光武帝劉秀發(fā)布詔書嚴禁奴婢買賣

古代的人口買賣行為帶來的危害也是十分嚴重的。東漢光武帝劉秀，便曾多次發(fā)布詔書，禁止奴婢買賣。建武二年(公元26年)，“詔曰：民人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zhí)，論如律。”唐代對非法的人口交易也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法令，予以限制、打擊。《唐律疏議》中，涉及被買賣人口的條令有十多條，其中“略人略賣人”是這樣規(guī)定的：“諸略人、略賣人不和為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因而殺傷人者，同強盜法。”還規(guī)定，“和誘者，各減一等。若和同相賣為奴婢者，皆流二千里;賣未售者，減一等。”對于非法拐賣兒童的行為，唐代的司法解釋同樣很清楚：“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意思是說，販賣10歲以下孩子的，即便是自愿的和賣，也視為搶掠人口，要予以嚴懲。

明清時期，在云貴川一帶販賣人口之風十分嚴重。清雍正年間，曾采取多種措施，打擊云貴川的人口販賣活動。《清史稿》記載，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時任云貴總督的高其倬在奏折中稱：“貴州地連川、楚，奸人勾結(jié)，掠販人口為害，請飭地方官捕治。”雍正皇帝批準了這一奏議。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十月，鄂爾泰接任云貴總督后，對當?shù)厝素溩舆M行了更嚴厲的打擊，要求“劫掠之事，即時擒拿，不使漏網(wǎng)”，前后抓獲男婦(男女人販子)大小數(shù)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