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漢奸的下場 汪偽兩大支柱最終結局殊途同歸
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沖較勁，陳公博、周佛海等汪偽政權首要成員下場各異，雖然兩人最終都被審判，但細究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置敵偽漢奸，系當年全國民眾所矚目之大事。汪精衛本人早在勝利前十月，即已死于疾病，因而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偽政權旗下各個重要頭領，也因犯行罪狀不一，各人主客觀條件及與蔣政權關系脈絡不同，彼此下場亦互異。陳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員，系汪精衛生前左右輔翼，汪死后復成南京偽政權主要頭面人物。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復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量之折沖較勁，完成審判奸偽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徒留后人點評議論空間。
審訊陳公博
1946年4月4日下午，高等法院首次開庭審訊陳公博。高等法院院長孫鴻霖高聲宣布開庭后，檢察官韓燾起立宣讀起訴書，當著座無虛席的旁聽民眾，公布了陳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狀：1.締結密約，喪權辱國;2.搜索物資，供給敵人;3.發行偽幣，擾亂金融;4.認賊作父，宣言參戰;5.抽集壯丁，為敵服務;6.公賣鴉片，毒化人民;7.改編教材，實施奴化教育;8.托詞清鄉，殘害志士;9.官場貪污，政以賄成;10.收編偽軍，禍國殃民。檢察官韓燾當庭要求對陳公博從重處刑，以此為戒。
陳氏早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加入同盟會，抗戰爆發后，1938年4月，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后又被任命為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12月9日，汪精衛找蔣介石攤牌，提出與日本談和的建議，為蔣介石拒絕，汪氏決意離開重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之前，在私邸與陳公博密談，陳公博力勸汪精衛此時不宜分裂，應該耐心說服蔣介石，堅決反對汪精衛分裂抗日陣營。一旁作陪的汪妻陳璧君譏刺陳公博：“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
1940年初，原本追隨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希圣(汪叛離重慶赴上海籌組偽政權期間，曾被任命為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從上海帶走了汪精衛與日本交涉的條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開揭露。陳公博深知汪精衛已經失去回頭的機會，遂于1940年3月14日奔赴上海，與汪精衛會合。
陳公博了解汪氏之處境，自知此時多勸無益，只對汪說，此時是汪先生“用人之際”，他“理當赴難”。
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任命陳公博為汪偽政權立法院長，公開鼓吹“中日和平，東亞永久安定”謬說。同年5月，陳代表汪精衛擔任“專使”，到日本晤見天皇、首相與日本各級軍政首長。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被暗殺身亡，汪精衛旋即發布陳公博接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汪偽期間，陳公博的職務還包括了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上海警備司令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健康惡化，留手令一封，內稱：“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職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痊愈，以慰遠念也，兆銘。”同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故于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偽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決議，陳公博繼任汪精衛的所有遺留職務，直至抗戰勝利，陳氏成為階下囚為止。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訴訟期間，陳公博還撰寫了全文3萬字的自白書，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跡難逃法網制裁，自白書末了稱“請法庭隨便怎么判，我決定不再申辯”。陳公博在被判死刑后，于獄中寫的日記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當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動了一下，但隨即也就不覺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只是我覺得我對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結束了我這一生的。”
陳公博元配李勵莊在數日后向法院提出“為陳公博聲請復判狀”，訴狀表示，陳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之初，即通過軍統人員徐天深的秘密電臺，與重慶保持聯系。李氏再三聲明丈夫在偽職期間，曾配合重慶方面，報告日軍動態云云。李勵莊的聲請未被當局采納，仍維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凌晨時分，蔣介石侍從室密電南京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命令迅速執行死刑。陳公博要求死前先去見同被關在獄中的汪精衛太太陳璧君，兩人相視流淚，陳公博說：“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于地下了！”陳公博于當天被槍決于位于蘇州獅子口的江蘇第三監獄。
首鼠兩端周佛海
和陳公博相較，周佛海顯然受到“優遇”，但其下場亦不比陳公博為佳。
周佛海叛離重慶之前，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做過副主任。與汪精衛組織偽政府后，擔任的職務諸如偽行政院副院長、偽財政部長、偽警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據軍統局出身的陳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戰勝利前夕，即與重慶軍統局戴笠方面取得聯系。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軍統局上海負責之特務熊劍東的電文中，已明確表示“即轉熊劍東兄勛鑒：現局勢急轉直下，事機已至，望兄切實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廣播去進行。目前以確保上海治安，嚴防奸匪搗亂，并整飭部隊紀律，與民眾團結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于中央方面當由弟為兄負責也。如何？盼復，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于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從浙江淳安發了一通電報到重慶局本部毛人鳳(時為軍統代理主任秘書兼甲室主任)，戴電文稱：“人鳳兄：此時最重要者，局本部應即與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漢方面偽方負責人能密切聯絡，隨時通報，一面兄將所得各地區之情況，隨時摘要告弟，以便處理。”
陳恭澍說：“‘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這一句，已說明周佛海與‘軍統局’早有關系。據本人了解，與周佛海保持經常聯絡的，是程克祥、彭壽、彭盛木等。”
誠然，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汪偽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咸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崩亡乃遲早之事，漢奸官員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過軍統特務程克祥(曾任軍統京滬區區長)和重慶的戴笠、蔣介石秘密接觸。
由是觀之，周佛海“反正”的時間甚早，與戴笠之間也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默契，植基于既往之共事關系，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長線釣大魚，籠絡為用。1944年年底，周佛海母親在貴州病故，戴笠不但代為操辦喪事，還以孝子之禮，代表周佛海克盡養生送死之責，讓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戰敗投降，南京偽政權解散，重慶派任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司令”。但是，等到所謂復員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被捕送四川，終成階下之囚。1946年9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9月21日，高等法院檢察官開始對周佛海進行偵訊。
11月7日，周佛海的判決書下達，周佛海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一律沒收。周佛海隨后被押送至老虎橋監獄。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署名的國民政府令發布，將周佛海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這項命令聲稱：“查周佛海因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經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現據該犯呈報：其在敵寇降前后，維護京滬杭地區治安事跡，請求特赦。查該犯自民國三十三年以后，屢經呈請職守，雖未明令允準，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續為轉呈，準備事實表現，圖贖前愆。曾令該局奉諭轉知該犯，如于盟軍在蘇浙沿海登陸時，響應反正，或在敵寇投降前后，能夠確保京滬杭一帶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則準戴罪立功，以觀后效等語。批示該犯，則可免其一死。經交司法院核議，前據呈復，該犯在敵寇投降前后，能夠確保京滬一帶，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可否將該犯原判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理合呈候鑒核等情。茲依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準將該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改處無期徒刑之后，周佛海仍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搬到一間較大的牢房，還出錢請了一個人看護照顧他，但此時的周佛海已逐漸走到了生命的終點。1947年9月，他心臟病轉劇，終日喘氣不止。1948年2月28日，他在床上輾轉哀號，口鼻流血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