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好幾篇文章中讀到周公周姥的掌故。大意是說，東晉謝安的妻子劉夫人不許其納妾，頗好聲色的謝太傅很覺不便，家族侄甥便不時在劉夫人面前稱《詩經》之“《關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以微諷之。劉夫人知其意，故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才這么說，“若使周姥撰，應無此語也”。

這一掌故之所以被今人一再提及，大概是因為它涉及一個很具現代感的命題，即“誰在說”。問題一旦這樣被提出，任何觀點或理念就都不再能回避言說者的立場而自詡為客觀真理。而周公周姥之區分，則又增添了一種性別主義的視角：作為記錄者、闡釋者或傳播者的是男性還是女性，決定了言說的傾向。“詩三百”之變為“詩經”，就經歷了“周公”化的過程，即從田夫村婦的聲口，經各代(男性)“解經”權威的闡釋而轉化為儒家的倫理經典。很多民間文學文本，在流傳過程中也會沉積下各種不同的傾向：男性的和女性的、民間的和正統的。我一度對巧媳婦和呆女婿這兩類民間故事很感興趣，它們之中似乎交織著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方面是鮮明的女性主體性，另一方面，這種女性主體性似乎又被另一種男性話語所消解。

在這兩類故事中，女性通常以強于男性的角色形象出現--巧媳婦們以機敏的智慧和伶俐的口舌解決各種難題;呆女婿的妻子在故事中雖然不是主角，但她通常是以丈夫的調教者和保護者的角色出現的。還是先從這兩種故事類型中各選取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窺全豹吧。先看巧媳婦的故事。話說王老漢有四個兒媳婦，他年紀大了，想選一個兒媳婦來接替他當家。他問四個兒媳婦元宵節是否要回娘家，大兒媳婦、二兒媳婦和三兒媳婦都說要回，只有四兒媳婦愿意留在家里服侍公公。四兒媳婦還幫三位嫂子解決了公公給她們提出的兩個難題：在娘家待的時間和要求帶回來的禮物(“紙包火”是燈籠、“籃擔水”是油籮、“蔑帶風”是竹扇)。后來四兒媳婦又用一盤韭菜炒豆腐解決了公公提出的用十文錢置十樣菜的難題(“韭”諧“九”音，加上豆腐，共為十)。之后，公公宣布以后由四兒媳當家。

再看一則呆女婿的故事。說呆子和媳婦兩口子要去給丈人拜壽。妻子先行。呆子第二天穿了身紙衣服，擔著作為禮物的鴨子、鴨蛋、壽面和棗出發了。半路上呆子放鴨子到河里去喝水，結果鴨子游走了。他先朝鴨子扔鴨蛋，然后用壽面結網捕鴨，最后自己跳入河中去抓鴨，都沒有成功，反而泡壞了他的紙衣服。他上岸吃光了帶來的棗，就這樣赤身空手來到了丈人家。妻子從后門迎之，給他穿上衣服，將他引入席中坐下。怕呆子不懂禮節，妻子就與他約定“拉線舉筷”的暗號，即每當妻子拉動拴在呆子腿上的線時，呆子就舉筷夾菜。開始時一切正常，后來妻子有事離開，一只雞絆在線上，雞不停掙扎跳動，呆子隨之揮動筷子狂吃起來。

這兩類故事的發生場景通常是在親屬群體尤其是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它們所呈現出的家庭關系不同于父系家庭所規定的規范秩序，不再是男尊女卑、夫主妻隨。在這里，婦女往往被表現為家庭的核心人物，而她的丈夫在故事中要么是隱退的，要么是被嘲弄被否定的角色;在夫妻關系中，妻子不僅不是丈夫的依附者，反而常常充當了他的保護者。比如在上面那則呆女婿故事中，妻子就是丈夫的保護者，她在場，丈夫的狀態多少能保持正常和體面，她一缺席，丈夫就陷入失敗和混亂的境地。而呆女婿則毫無丈夫的規范角色所要求的“御婦”之“威儀”，而是事事聽從妻子的吩咐。

這種優越和強勢的女性形象，多少可以看作是現實家庭生活的反映。正如不少研究(以及我們自己的生活經驗)所顯示的那樣，盡管中國的親屬制度乃至社會長期以來被定義為父系、父(夫)權的結構，并且從國家政治生活延伸到家族層面，但是這種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結構其實并沒有貫徹到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的日常生活層面。在家庭這個基本的社會單位內，規范結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往往體現出很強的主動性，她們(妻子或母親)在家庭內部生活和親屬關系維護等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乃至核心的作用。也就是說，女性常常是自己小家庭的主導角色。而民間的口承文學往往是生活化的，它們比典籍文化更能真切地反映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其人情世故，因此，民間文學中那些聰明、能干、主家的女性往往極不同于眾多正統文獻如“閨范”“女訓”中所倡導和描述的沉默、被動、殉節的女性。想想四大民間傳說中的祝英臺、七仙女、孟姜女、白娘子，哪個不是光焰萬丈地襯得對應的梁山伯們暗淡無光？

但是--總是還有“但是”--男主女從、家長權威等支配關系從來都沒有缺席，即便是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那個主流的、掌握話語權的男性權威聲音從來沒有喑啞過。例如在“巧媳婦”故事中，巧媳婦的“對手”通常是男性，這些男性通常分為兩類，一類是巧媳婦的公公，這類故事的內容通常是難題解答型程式，巧媳婦解決了公公提出的各種難題，最后通過考驗，從公公手里接過當家的權力。在這類故事中，作為正式家長的公公可以看作是女性成年儀式(如果我們把這些難題解答看作是女性的一種“通過儀式”的話)的主持者，因為他是權威的出題者、裁決者和權力的授予者。巧媳婦故事的另一類內容是解決外來者的挑釁，而這種解決的出發點和最后結果大多是維護公公或丈夫的尊嚴、保全家庭的名聲。男性的權威在這些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而在呆女婿故事中，雖然從故事內容上看，前臺的丈夫總是被嘲弄的對象。但若從文體形式上看，呆女婿故事一般是作為笑話來講述的，而笑話本身的戲謔性消解了內容的嚴肅性。男性愚呆、不諳世事的形象作為游戲性的夸張而被減弱了反映現實的力度。這與茶余飯后男人們講的怕老婆笑話有異曲同工之妙：雖透露出家庭生活中女性占主導地位之信息，但同時，“笑話”這一戲謔性的文體形式又消解了對女性支配性地位的肯定。

如果這兩類故事的講述者和傾聽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據我自己有限的田野調查經驗而言，也確是如此)，那么我們不妨設想，在它們的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女人們的樂趣在于借此張顯自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掌控地位，男性則在嘲笑他人(弱勢的男人)和自嘲中仍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優勢。--在對傳統性別角色之顛覆和維護的較量中，我們總能辨聽到兩種性別的“言說者”此起彼伏、相互消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