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緒年間，京師盛傳“李鴻藻為青牛頭，張佩綸、張之洞為青牛角，陳寶琛為青牛鞭，王懿榮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這里說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詞臣言官，其直言敢諫，封奏聯翩，一時號為“清流黨”（又稱“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戰爭中，風頭最健的張佩綸受命福建海疆，結果馬失前蹄，慘敗而歸。受此牽連，“前清流”一時折戟沉沙，陷于低潮。之后，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進入軍機處，十余年間聚攏了文廷式、志銳、張謇等另一派年輕諫官（又稱“后清流”），也正是這批人，對甲午年事影響至深。

戰前：書生群起好戰

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之亂后，中日分別派兵進入朝鮮，但清兵戡亂成功后，日方卻拒不退兵，并進而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的要求，由此朝鮮危機愈演愈深。在此情況下，清廷方面也意識到戰爭的威脅，一些主戰派官員認為，“日本狡謀叵測，斷非口舌所能爭”，而“朝鮮之于中國，勢比唇舌而親同骨肉，今日之事，雖愚懦之人皆知朝鮮不可棄也”。

之后，戶部主事裕紱上奏朝廷，稱“日本偏僻處于東洋，全境不過中國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輒欲奮螳臂以抗王師，此其自速滅亡”；御史葉應增也上奏說，“彼逆我順，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殘暴逞，我救屬國，由仁義行”。都察院吏科給事中褚成博就說得更清楚了，其認為日本“島夷小丑，外強中干”，“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海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炮臺輪船塢一律堅固”，面對“區區一日本”，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如今朝鮮問題處處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怯懦畏戰，導致日本咄咄逼人。因此，褚要求朝廷“嚴旨責成該大臣，妥為籌辦，不準稍涉因循”。

中國士人一向不把日本這樣的“蕞爾小國”放在眼里，在他們看來，“清國大，日本小；清國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蕩平。在此樂觀情緒下，就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也向倫敦報告：“現在中國除千分之一的極少數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國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們不切實際、對國際事務的懵懂無知倒也罷了，此外還有另一種論調更可怕，那就是企圖借外戰樹威。禮部侍郎、帝黨志銳就說，“如清國一戰掃平日本，則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奮精神，以圖自強，從此昂首邁向強國之路”；編修曾廣鈞也認為，“中國可趁此機會，剿滅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臥榻之患，又借以震懾西夷，豈不美哉！？

光緒畢竟年輕，經驗不足，被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堅定的主戰派。但是，光緒從小長于深宮而養于婦人之手，其有捍衛國家主權的決心，但對中日軍事力量不甚了了。而其身邊的帝黨清流們，翁同龢本人不諳軍事也從未做過外任官，更不要說統兵打仗，其他如李鴻藻、文廷式、志銳等帝黨成員也都如此。就是這些人，卻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戰而渾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險。

史學家唐德剛曾說，道光、咸豐和光緒祖孫三人分別應對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時，其心態如出一轍：“開戰之初，三位萬歲爺總司令都意氣風發，堅決主戰。臣民有畏縮主和者，簡直是殺無赦。可是迨戰爭爆發，洋兵把清兵打得一敗涂地，萬歲爺又驚惶失措，抱怨當初主戰者欺君罔上，誤國誤民，要他們提頭來見。”

正因為帝黨主張“有爭無讓，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斷辱罵并逼迫李鴻章立刻率領過氣的淮軍殺奔戰場，至于有無準備、結果如何，從不考慮，或者干脆瞎指揮一通。開戰前，光緒皇帝發布上諭，派大軍入朝。兩天后，因遲遲不見李鴻章奏報進兵計劃，其大為震怒，“傳懿旨亦主戰”，并給李鴻章發去措辭極其嚴厲的電報：“現韓倭情事已將決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至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