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喜歡把“明清”放在一起進行討論。而說到明清，總免不了要說兩件事情，一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二是明清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當站在更為客觀的立場上重新考察明清歷史時，上述結論的某些片面性也就凸現出來。暫且不說如果不是鴉片戰爭、如果不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猛烈撞擊、如果不是中國融入世界歷史發展的大潮之中，明清時期能不能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我們通常所說明清時期的種種社會狀況能否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即便是明清時期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也未必就像人們所描繪的那樣冰冷灰暗。

明清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特定階段

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矛盾是絕對的，統一則是相對的。同樣，專制、集權是相對的，自由、開放卻是絕對的。所以，盡管明清政府在大多數時間實施海禁，但私人海上貿易卻從未間斷；盡管明清政府實施食鹽管制，但私鹽也從未真正得到有效禁止。同樣，盡管明清政府（其實不僅僅是明清政府）總是企圖將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納入統治者規劃好的藍圖，但社會的發展卻從來沒有真正按照統治者安排好的軌道行進；盡管明太祖和清世祖都想建立起按個人意志辦事的國家體制，但他們的個人意志最終仍得適應他們管轄著的數千萬人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如何認識明朝和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如何向大眾比較合理地描述明朝和清朝的發展軌跡，應該是每個明史、清史研究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根據我的理解，明代、清代其實和漢代、唐代，乃至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歷史階段，都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為明史研究者，我從來不認為明代比清代或漢、唐、宋、元更為重要，對一些斷代史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對象無限拔高，我一直認為“甚無謂也”。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自身的特點和規律，各個歷史階段和各個朝代又都有自身的特點和個性，這才是歷史研究者所應該予以充分關注的。

孜孜勤政與垂拱而治

就政治態勢而言，清朝通過對周邊用兵并輔之以宗教和民族政策，建立起中國有史以來疆域最為遼闊的國家。有國外學者將清朝的疆域說成一個等邊三角形：東北至庫頁島東北角，西北至巴爾喀什湖西北角，南到馬來半島的南端，總面積約兩千萬平方千米，比明朝要風光得多。而康雍乾持續一個半世紀的“盛世”，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對此進行研究和宣傳，無疑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何況清朝還有一批勤政的皇帝，且不說康熙，雍正，乾隆，即使是批準簽訂南京條約的道光、被八國聯軍驅趕出北京的慈禧，也都曾經是兢兢業業、夜以繼日。

反觀明朝，雖然太祖、太宗（成祖）有不少善績可陳，但洪武、永樂間的嚴刑峻法、草菅人命卻令史臣在進行掩飾時左右為難。其后繼者，或者善于作秀而并無多少雄才大略（如宣宗），或者視皇帝為兒戲卻不干正經事（如武宗、熹宗），或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夢想做“英主”（如英宗、思宗），或者上朝聽政如木偶于國家大事一竅不通（如憲宗、孝宗、穆宗），或者干脆不視朝不見大臣卻自以為“乾綱獨攬”（如世宗、神宗）。侍候這樣的皇帝，明朝的大臣們只得在無奈之中津津樂道于“垂拱而治”。宦官參政專權，雖然不像唐朝那樣可以廢立皇帝，但至少可以進退大臣。大學士和言官們的大量時間及精力耗在了勸導和阻止皇帝及宦官們對國家事務的“破壞”，但皇帝和宦官卻認為干壞事的不僅僅是他們，被認為糊涂透頂的武宗卻說出了十分清醒的話：文官中好人僅有三四，壞人卻占了六七。

崇本抑末與廣開利源

就經濟社會而言，明朝由于土地兼并和政策的僵化產生大量的流民，這些流民或者進入山區，為開發山區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時時和土著及官府發生矛盾，并釀成多起規模不小的民變；或者進入城市，成為城市繁榮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他們又是城市中“無根之徒”、動亂之源。徽商、晉商、江右商、閩粵商、兩湖商，蘇州、揚州、杭州、松江、臨清，無須歷史家的敘述，即從“三言”、“二拍”中也可以體會到明代城市生活的紛紛揚揚。且不說蘇松杭嘉湖地區星羅棋布的繁榮市鎮，即使是江西的景德鎮、樟樹鎮，湖廣的湘潭、廣西的梧州，也是商賈成云，貨積成山。但就傳統眼光看，這種活躍和繁榮卻不免受到指責，被認為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由于皇帝不承擔責任，內閣又在“真宰相”、“假宰相”的夾縫中掙扎，明太祖的“海禁”、“不征”、“不設丞相”等“祖訓”成為明朝政策僵化的根源，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在“不爭議”中微調，私鹽、私茶，礦盜、海盜，既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也反映出明朝以農業稅為基本稅收的尷尬。

與政治上的嚴峻冷酷相比，清朝的經濟政策至少是對內經濟政策卻顯示出某些靈活性，一方面，矯枉過正地吸取了明朝的經驗教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建立起了比較穩定的小農社會；人口流動多往邊境，既開發了邊疆，又至少在乾隆退位之前沒有引起太大的社會動蕩。另一方面，雖然口口聲聲仍然是崇本抑末，但商品流通也相對順暢。社會穩定，社會財富自然積累，北京、蘇州、漢口、佛山遂成為天下貨物的“四大聚”，而江西的景德鎮、樟樹鎮、河口鎮、吳城鎮，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

文人的脊梁在清朝折斷

就思想文化而言，盡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誅殺方孝孺十族，還有王振、魏忠賢當道時的恐怖，但明朝在總體上是自由奔放的；盡管清康熙帝號稱開明、乾隆帝堪稱風流，也有于成龍等人的錚錚鐵骨，但清朝總體上是嚴峻冷酷的。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思想引導社會思潮，是商人的消費方式影響價值觀念。陽明學派、泰州學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臺閣派、公安派、竟陵派，傳奉官、馬尾裙，民歌、時調、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吳與弼、陳獻章、王守仁，異端王艮、顏鈞、何心隱，山人徐渭、樂新爐、陳繼儒，“洋僧”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基督教徒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洋人的書、洋人的炮、洋人教師。光怪陸離，目不暇接。自由之風、西方之學，猶如潤物之和風細雨，細致入微。

清代則是統治者的思想領導社會潮流，直至晚清，肅殺之氣尚存，致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嘆。即以文字獄論，明朝的文字獄大多為胡亂殺人，清朝的文字獄則為蓄意殺人，其后果遂全然兩樣。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懲罰，便越是得到輿論的贊揚，于是更加意氣風發；除了文字獄和貪贓枉法，清朝的士大夫倒是少受懲罰，但不是最高統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其實是在清朝被折斷的。在洋務運動發生之前，他們的聰明才智皆用于“樸學”即考據之學，雖然遠離了社會、遠離了民眾，聽不到他們關注社會、關注民眾的呼聲，但對于整理中國故籍，卻多有貢獻。至于洋人，倒是在康熙時做了一陣子花瓶，而雍正帝則將他們統統趕到澳門，省去了許多麻煩。但當洋人攜帶著堅船利炮卷土重來之時，卻瞪目不知所措。

這其實又是明代和清代社會的差異或者說各自的特點，至少是我對明清兩代時代精神和人文面貌的認識。但心態的矛盾也因此而生，從維護社會穩定來說，清代有借鑒意義；但從倡導自由開放和社會發展來說，似乎明代更具有胸襟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