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鴻章，人們便會將他冠上“賣國賊”的稱號，在今天人們的眼里，李鴻章就是無能的代表，是恥辱的代名詞。然而，當我們靜下心來從史料中仔細搜尋李鴻章的過去，當我們的思緒穿越時空重新回到那個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之時，當一個真實的李鴻章擺在我們眼前之時，我們不禁會捫心自問：我們真得給予李鴻章以客觀的評價了嗎？

李鴻章，本名章桐，字漸甫，號少荃，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人。他是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也是淮軍的創始人和統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盡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美國記者都給予了李鴻章以極高的評價，稱他為“大清帝國唯一有能力扭轉乾坤之人”，但是，在中國人們的心中，李鴻章卻是一個徒有虛名的偽君子，一個十足的賣國賊。然而，李鴻章果真有著讓后世人如此痛恨的“業績”嗎？“賣國賊”的稱號當真可以理所當然地戴到他的頭上嗎？李鴻章之所以被后世所唾棄，其一是他所創辦的洋務運動;其二是他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其三是他鎮壓了太平天國。然而，這些都是他一人之過嗎？

鴉片戰爭的失敗，將中國推向了內憂外患的絕境。然而，政府身處如此進退兩難的境地，一些封建士大夫卻視而不見，或者認為外國器械是奇技淫巧，把洋槍洋炮當作妖法;或認為外國利器神妙莫測，無法學習;認為學習西方就是以夷變夏。放眼整個朝廷，只有極少數有識之士將以往盲目自大的眼光投向了西方，李鴻章正是其中之一。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來使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走向迅速發展的道路，李鴻章發動了洋務運動，創辦了諸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機器局、北洋艦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之類的近代化工廠，還派遣了一批留學生，這些實業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他這些努力卻并沒有換來世人的理解和同情，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后，世人又將挑剔的眼光投向了李鴻章，認為他崇洋媚外，使大清王朝在列強之中丟盡了臉面。捫心自問，如果沒有李鴻章所發動的洋務運動，中國近代化的進程起碼需要再向后退幾十年;如果沒有李鴻章所發動的洋務運動，那么，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清政府恐怕不是以失去幾艘軍艦和向日本賠償二億兩白銀能夠將事情擺平的。實際上，洋務運動不僅不是一次“崇洋媚外”的愚昧舉動，而且還是中國另一種形式的改革開放。誠然，李鴻章確實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但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他除了把損失減到最小，還能做什么呢？真正心甘情愿與列強簽訂條約的是當時清朝的實權派人物慈禧太后，李鴻章只不過是慈禧太后與西方列強進行斡旋的工具，李鴻章當然只能按照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

每次談判，他總是面臨簽與不簽兩難的選擇：如果選擇前者，肯定會得罪全國的百姓;如果選擇后者，又會得罪西方列強，從而給清政府帶來更大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除了通過權衡從中兩害取其輕之外，他還能做什么呢？每一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作為清政府的外交大臣，李鴻章當然必須代表政府出面來收拾殘局，這也是他被國人視為賣國賊的主要原因。但是國人可曾想過，每次簽定了不平等條約之后，他自己也要遭愛多少傷痛與心痛的折磨。據史料記載，在簽訂完《馬關條約》之后，李鴻章更是接二連三地遭到刺客的襲擊，在《馬關條約》簽訂前夕，一刺客在遠處將一把匕首迎面朝他擲過來，幸好躲得快，匕首擦臉而過，只劃破了一點皮，第二天，他臉上捆著繃帶，被迫在條約上簽字。也許，當時的國人以為只要刺殺了李鴻章，日本企圖通過《馬關條約》在中國獲取特權的妄想就會破產，實際上，日本這種早有預謀的計劃怎么可能會因為一個大臣的被刺身亡而宣告終結呢？

就鎮壓太平天國這件事情而言，更是國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有失公正和客觀。鎮壓農民起義，是由他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許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敵視人民這一點上，一切封建統治者是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被后人譽為民族英雄的岳飛和史可法，在階級矛盾激化時都曾主張并執行了鎮壓農民的政策。我們能因為岳飛曾經鎮壓過農民運動而說他們不是民族英雄，進而鄙視他、唾棄他嗎？很顯然，在對李鴻章的評價上面，國人戴上了一副有色的眼鏡。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尤其是像李鴻章這樣在大清朝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艱難的事情，但無疑的是，李鴻章肯定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