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1908年生于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zhèn)，1927年春入北平法政大學預科班學習。1931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12月在南京被各地學生推舉為向國民黨請愿示威行動總指揮;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1939年8月被中共地下黨華北聯(lián)絡局派遣參加汪偽第六次代表大會，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政權覆亡。他先后任南京偽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兼軍法處長等要職，與汪的漢奸集團各政要均打過交道，尤其與陳公博接觸密切，被汪偽圈子公認是陳公博的親信。通過這些渠道，李時雨為中共獲取了大量日偽核心機密戰(zhàn)略情報，并營救了一些被捕的抗日志士。解放后，李時雨曾任河南省政協(xié)秘書長、北京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1999年12月28日于北京病逝。《汪偽巨奸印象》(《百年潮》2005年第三期)的作者張德旺曾于1997至1998年間赴北京同李時雨深入交談二十多次，記錄了其有關汪精衛(wèi)、陳公博、周佛海三巨奸的一些回憶。—編者

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汪精衛(wèi)迷惑

第一次見到汪精衛(wèi)是在1939年8月下旬，當時我冒充國民黨改組派，以汪偽國民黨“六大”代表的身份從天津乘海輪到上海。8月28日，汪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滬西極斯菲爾路76號秘密開幕，汪精衛(wèi)與陳公博、周佛海等坐在主席臺上，我在會場看見了汪。會議只有二百多雜七雜八的代表與會。說雜七雜八一點兒也不過分，我這個與國民黨毫無關系的就當了正式代表。會議匆匆忙忙地通過了選舉汪精衛(wèi)為中央執(zhí)委會主席議案就于6月30日草草閉幕。我這次對汪沒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六大”后，我被任命為偽國民黨北方黨務辦事處下屬的天津市偽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12月，我得到偽北方黨務辦事處通知，汪要接見河北省、北平、天津的黨部常委，了解“和平運動”的情況，并指示今后工作。當時我們共去了12人，抵滬第二天上午就到愚園路汪官邸的一棟三層的花園別墅，進入二層的客廳。我們剛剛在沙發(fā)上坐好，汪精衛(wèi)就穿一身嶄新的淺蘭色西服進來，同我們一一握手，寒暄問了各人的姓名，然后就讓我們匯報。他說：“大家隨便談，不要拘束。”我因為有搞情報的思想準備，就第一個起來問：“我們搞和平運動的目的是什么？”汪精衛(wèi)說：“這次和平運動是救國，關鍵是解決好中日關系。現(xiàn)在的形勢說明中國打不下去，打下去最后只能是國民黨垮，中國最后歸共產(chǎn)黨;退一萬步說，假使日本失敗，國民黨也要垮臺。中國除了和平，沒有別的出路。我主張與日本講和是給全國做個示范，內(nèi)則完成中華民國建設，實現(xiàn)國父孫中山之遺愿，外則負保東亞之責，實現(xiàn)國父之大亞細亞主義。當前是要把國民黨失敗丟掉的地方收回一點，盡快實現(xiàn)還都組織政府，進一步搞好和平反共救國。”

我問：“我們承不承認滿洲國？”汪精衛(wèi)含含糊糊地說：“對滿洲國能不能統(tǒng)一于我們的政府沒把握，但我們要爭取，爭取，所有能爭取的都要爭取。”

我又問：“日本人利用我們，將來我們能否像溥儀那樣成為傀儡？”

汪精衛(wèi)表示：“不會。日本人吃不了那么大，他們是想吞并中國，但他們吃不下去。我們成立政府，滿蒙現(xiàn)在看來是拿不回來，但我們要爭取做工作。我們要把國民黨丟失的要回來。蔣介石也并不要一直打下去，我們也要和他合作。我們和日本訂了和平大綱，原則是善鄰友好，共國防共經(jīng)濟提攜，中國真正實現(xiàn)和平兩年后，日本撤兵。當然這個目標實現(xiàn)要有很多周折，我們要努力爭取。”

我問：“現(xiàn)在日本軍方對我們不支持，我們在華北搞和平運動，可能性如何？(我這是指華北漢奸怕汪偽奪了他們的勢力范圍，串通華北日軍不支持汪偽一派的活動)。”汪說：“我們要有耐心，要等待。他們(指華北漢奸集團與華北日軍方)還不理解我們建立國內(nèi)統(tǒng)一政府的意圖，日本內(nèi)閣是要和平的，在外的軍人也是要經(jīng)過一段時間才能了解他們政府的意圖，也能逐步了解我們的和平運動。”

我說：“我們過去參加過抗日運動，日本對我們是否算賬？”

汪答：“沒問題，我們要審時度勢，要承認我們是失敗者，日本已經(jīng)站在我們頭上。”汪談得最多的是：“中國漢文化博大精深，有幾千年歷史，日本到中國來，慢慢地一定會被中國文化同化。遼金元清進入中原，到最后還不是歸化，被我們同化了。”(我們插話：“今天的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汪說：“這一點你們不要懷疑，我在日本留過學，他們地處島嶼，想找個好地方生存發(fā)展。元忽必烈那么強悍，滿清那么強悍，都沒在中國統(tǒng)治到底，日本也一樣。”汪說：“現(xiàn)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chǎn)黨手里。共產(chǎn)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chǎn)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chǎn)黨發(fā)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們不能眼看中國共產(chǎn)黨坐大，把中國引向滅亡。”

我問：“日本在中國擴張會不會引起英美干涉？”

汪說：“沒法妄斷。但日本要吞并東南亞，可能性很大，英美他們能走到什么情況，也說不定。”汪在談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本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系調(diào)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的內(nèi)容，說這些和平條約來之不易，對中國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爭取的結果。汪在別人講話時細聽，不急于回答，答時總以商量口氣，常說：“對不起”，“你看怎樣”，力圖給人很客氣、很誠懇的印象。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汪精衛(wèi)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他的手伸得太長了

第二次見汪精衛(wèi)是1940年春，內(nèi)蒙德王同偽華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東城的外交大樓設宴招待汪。我憑“請柬”進門，被引到二層的客廳。宴會前汪精衛(wèi)已先單獨接見了我們幾位偽華北黨部的工作人員。

汪說：“先向諸位通報一下這次來北平同‘華北臨時政府’和‘內(nèi)蒙臨時政府’會談的情況。華北、內(nèi)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能不能收到統(tǒng)一的政府里，還要我們做工作。我這次來是有成果的。我們是很痛快地要他們統(tǒng)一于我們還都建立的政府。現(xiàn)在他們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說華北日本人不同意。我們不要急躁，正好同時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訴他：日本人至今不讓我們?nèi)A北黨部公開掛牌子。汪說：“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后方各界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罵他賣國時說：“我叫什么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里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發(fā)揮了緩沖作用，有了我們，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中國打不過日本，這是最好的選擇。”

宴會開始，汪豪飲，酒量很大，頻頻舉杯干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闊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攏。汪翻來覆去地是強調(diào)一個意思：他已經(jīng)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諾，由他來統(tǒng)一建立中國的政府，他也絕不會虧待他們。把他們的職務、地位安排好，會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和條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東拉西扯，虛言應付。捧汪是孫中山的繼承人、革命領袖，是真正的救國領袖，對他的統(tǒng)一要求則不明確回答，推說要看華北日軍態(tài)度。

事后，一個在朱琛手下干事的東北老鄉(xiāng)告訴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后議論說汪精衛(wèi)是個很滑頭的政客，擺他國民黨元老、孫中山弟子的資格，賣他國民黨的膏藥，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日本人絕不會把華北給他，他們絕不愿意統(tǒng)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長了。

第三次見汪精衛(wèi)是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時，我到南京任偽政府立法委員、法制委員。一次在汪公館開茶話會，汪讓我坐到他身邊，說：“在上海、北平見面后印象很好，現(xiàn)在黨國搞和平運動正需要你這樣真正懂法律的年輕專業(yè)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幫陳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見汪精衛(wèi)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人事前沒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沒把他放在眼里，表面上也宣布參戰(zhàn)，但從此精神狀態(tài)非常不好，情緒一直低落，但還是緊密“配合”。汪偽成立了清鄉(xiāng)委員會，搞清鄉(xiāng)運動。這時汪偽政權的影響范圍只有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城外都是游擊隊的天下(有我黨的，也有國民黨的)。汪偽搞清鄉(xiāng)，搞治安肅正，實際是妄圖肅清力量、影響越來越大的共產(chǎn)黨領導的游擊隊，是搜刮老百姓、掠奪糧食等戰(zhàn)略物資，所以老百姓都把清鄉(xiāng)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

汪自兼清鄉(xiāng)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讓他當清鄉(xiāng)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主席，抓江蘇的清鄉(xiāng)。上海的清鄉(xiāng)分會由陳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當時就掛兩個牌子，兼管清鄉(xiāng)。

有一天，汪精衛(wèi)到上海視察“清鄉(xiāng)”工作。由陳公博和當時已“投誠”的偽軍頭目孫良誠、張?zhí)m峰、吳化文、葉蓬等前呼后擁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令部。我當時兼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長，也陪同陳公博迎接。汪這次穿了一身嶄新筆挺的呢子軍裝。他那個書生派頭身板單薄好像架不起軍裝，走起路來輕輕飄飄，樣子很不帶勁，很做作。我看他這樣是學蔣介石，想通過清鄉(xiāng)抓武裝，擴充自己的實力。他在保安司令部坐定后，由參謀處長、封鎖處長分別匯報，輪到我時，我匯報了一些禁煙、禁毒、禁賭的情況。然后汪發(fā)了一通指示，大意是要和友邦精誠合作，堅決和蘇俄、英美斗爭，堅決反共，徹底剿滅共產(chǎn)黨游擊隊。

第五次見汪是1944年5月間，陳公博讓我和呂琪(司法處長)、日本人科長山本等四人去考察日本警政，同時代表他去東京看望在東京住院的汪。我們經(jīng)山本聯(lián)系，先在外間見到陳璧君，陳囑咐我們不要多說話，我們進入病房，向他鞠了個躬，“汪先生好”，他點點頭。汪面色不怎么好，可也非病入膏肓的樣子，但過了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我多次聽汪身邊的人說，也看到汪不抽煙，生活上相當嚴謹。汪偽圈子里的人都說汪有風流野性，但實際上風流不起來。因為陳璧君看得、管得非常嚴。她安排自己的三姑六姨和一群有親戚關系的女孩子包圍汪，除工作時間外整天和他說說笑笑，讓他接觸不到外邊的女人。陳璧君對汪偽的什么事都干涉，她隨時掌握汪的行蹤，檢查汪的警衛(wèi)，因為汪曾遇刺，她是嚇怕了。同時她也是在照顧的名義下全面干涉，汪心里明白，但說不出，只能聽之受之。

我感到汪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兩個。一是抓住國民黨的旗幟不放，言必稱國父，就是孫中山如何說的，好像他的一切行動都是照孫中山的意見辦的，對于沒有政治信仰、沒有理論修養(yǎng)的人有一定誘惑力、欺騙性。二是反共，他對中共、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最仇視。言談間對蔣個人不攻擊，說到蔣總是稱蔣先生、蔣介石先生，最多是直呼其名，給人一種對蔣留有合作余地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