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竟然是為了了解水患興修水利！
乾隆十四年(1749年)八月，兩淮鹽政吉慶上奏，表示乾隆舉行木蘭秋A典禮，又西巡五臺山禮佛、東巡曲阜祭孔，但是江南豐饒之地卻未親自巡幸，以江南民眾十分盼望為由，懇請南巡。乾隆未給出明確回應(yīng)只朱批“覽”，表示已看過此奏折了。市檔案局的賈麗琴介紹，當年九月，兩江總督黃廷桂、河道總督高斌、漕運總督瑚寶、副總河張師載、安徽巡撫衛(wèi)哲治、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兩淮鹽政吉慶聯(lián)名上奏，懇請乾隆巡幸江南。他們表示，經(jīng)過乾隆的勵精圖治，現(xiàn)今已盛世顯現(xiàn)，社會穩(wěn)定，人口稠密，具備南巡的條件。此前，康熙就曾六次南巡，乾隆其實對其祖父的南巡之舉是十分渴慕的。此折上奏后，乾隆朱批：“大學士九卿議奏”。當年十月，南巡之事最終敲定。
據(jù)史料記載，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十三日，乾隆奉皇太后離京，開始第一次南巡江浙。經(jīng)過直隸、山東到達江蘇，在徐州府宿遷縣葉家莊暫停小住。二月初八日，渡過黃河，巡查了天妃閘、高家堰，經(jīng)過淮安、高郵到江都縣香阜寺;然后自瓜洲渡過長江，巡幸鎮(zhèn)江、無錫、蘇州。三月初一日，到達杭州，遍游西湖名勝，同時至紹興祭大禹廟。回京時，從南京繞道祭明太祖陵，之后又在揚州游玩，在高F寺短暫停留。隨即沿運河北上，從陸路到泰安。五月初四日，歷經(jīng)四個多月，回到京城。
乾隆南巡聲勢浩大，花費頗多，不可能所有銀兩都由國庫支出。乾隆南巡的主要財政支柱是兩淮的鹽商，兩淮鹽運使司公署就設(shè)在揚州城內(nèi)，八大商總也住在揚州城內(nèi)。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兩淮鹽政吉慶上奏《奏為圣駕南巡兩淮商人程可正等公捐百萬銀兩事》，奏折中提到“江省幸蒙恩允南巡，萬姓歡騰，淮商倍切所需費用久愿公捐，其踴躍難形情狀”，由此就可見當時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鹽商積極踴躍、拋金撒銀的巨大手筆。
賈麗琴說，乾隆南巡，揚州是“駐蹕之地”，為迎接圣駕，必然要對道路、橋梁、碼頭、行宮名勝甚至是附近上山道路進行修整。《清宮揚州御檔》中，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就有一道題為《奏為江都縣瓜洲渡江馬船大修所需工料請動支給辦事》的奏折。南巡路線中，乾隆從揚州游覽結(jié)束后，必然要從瓜洲過江至鎮(zhèn)江。而瓜洲渡江大馬船自乾隆九年小修，至此已經(jīng)過了5年，船身已經(jīng)腐朽，雅爾哈善這道奏折正是請旨希望從司庫存公銀內(nèi)支取大修所需工料造價。
對于南巡事宜的開支報銷，乾隆做出了動用官項和淮商捐資分別報銷的諭旨。根據(jù)乾隆的指示，兩江總督黃廷桂、兩淮鹽政吉慶也擬定了相關(guān)規(guī)定，要求專款專用，如道路、橋梁、碼頭、營尖、茶棚等類動用藩庫銀兩，行宮、名勝及附近上山道路、鋪墊、陳設(shè)等類動支兩淮鹽運銀庫的商捐銀兩，各項支出分別登記造冊。乾隆南巡涉及地方較多，對于各地及官項、商捐項花費的平衡，考慮到地方官員需要辦理的事項較多，又從商捐項下?lián)茔y十五萬兩，交與藩庫幫助地方官員辦理事務(wù)。具體為，撥銀五萬兩給江寧藩庫，十萬兩給蘇州藩庫，由他們根據(jù)各自實際情況酌情動用。專門撥給河庫兩萬兩，辦理相關(guān)事務(wù)。
從2004年起，市檔案館就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揚州府區(qū)劃圖、城防圖、寺廟園林圖、清代揚州行宮圖等15幅精美圖志征集回揚，為宣傳揚州古代文化、維修復(fù)建歷史建筑和景點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后又有一批揚州圖志包括《江蘇淮陽高寶七邑水利圖》、《淮陽溝洫圩圍圖》、《江蘇淮陽興修水利圖》、《京城至揚州沿河地區(qū)圖》等9幅圖征集進館。揚州水利專家徐炳順解讀發(fā)現(xiàn)，清代揚州大興水利，規(guī)模很大，許多清代水利設(shè)施至今還在發(fā)揮著作用或沿用著原來的名稱，清代揚州河流的走向、水系與現(xiàn)在基本一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當年并沒有什么先進的測繪手段，宮廷畫師卻能畫出相當精確的河流、水系分布。而這與乾隆南巡是分不開的。
乾隆元年(1736年)旨令淮揚在京任職官員，據(jù)實陳奏治水意見，以備采擇。當時年已七十高齡的揚州府高郵州人孫C孫，上奏“淮揚水患”之事。他提出了事先預(yù)防要有“籌劃萬全”的意見。乾隆朱批：“總理事務(wù)王大臣速議具奏”。可見乾隆一開始就注重河工。“下河十歲九被澇”，“河臣束手無策”，乾隆效仿康熙皇帝治水的做法進行六次南巡，并說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乾隆在南巡中，一面體察民情，一面思考治水方略。第一次(1751年)經(jīng)過高郵時，他看到“堤岸高于屋，民居疑地窨”。感嘆到“嗟我水鄉(xiāng)民，生計惟罟霖”。經(jīng)過車邏壩時，見到車邏壩泄水尤盛，想到淮水歸江，要增加?xùn)|西灣入江口門，開挖太平河。
第二次南巡時他謀劃抽薪之計，就是要預(yù)先降低洪澤湖的水位。“百室求寧”是他的愿望，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定淮水入江為急辦工程，先后連續(xù)多年，使淮水入江工程達到盛期，所做的工程有加開董家溝、東西灣三合土滾水壩、開挖太平河、建壁虎二橋、建金灣新壩、降低各壩閘、加寬河道等等，終于使歸江口門達到107丈(342米)，比康熙時翻了將近一倍，使歸江河道具備了排泄淮水的價值，奠定了淮水由里下河歸海轉(zhuǎn)向歸江的局勢，無疑對減輕里下河水患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時，乾隆實施了他的所謂“抽薪之計”，就是修訂水情調(diào)度水則，減少淮水排向揚州的泄量，令河臣恪守此法，終于使里下河贏來20年左右的時間不被水淹。后來乾隆聽說淮揚運河，好久沒有挑浚，河床逐漸淤高，不僅有礙漕運船只航行，水大之年還致泛濫，遂傳喻兩江總督高晉、總河薩載，逐段查看測量，要他們一面組織開挖，一面上報，“不可有惜費之見，致有貽誤”。
乾隆南巡目的何在？徐炳順說，歸納起來主要有二：一治理長江水患和利用黃河水利，實地勘查，出主意，以利農(nóng)田灌溉，同時他沿運河南下，查明漕運;二為了解農(nóng)田谷物情況并察看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