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愛”民國教育已普遍使用 曾現于北魏碑刻

“漢字簡化后，親不見，愛無心，產不生，厰空空，麵無麥，運無車，導無道，兒無首，飛單翼，有雲無雨，開関無門，鄉里無郎，聖不能聽也不能說”，同樣是一個“愛”字，一說貶其內涵降級、美學凋零。而換一種解讀，則為簡化字“洗白”。發酵于互聯網的這場文字游戲，反映了當下人們對繁簡字體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為簡體字正名的上述駁論的作者趙皓陽，在“知乎”與“豆瓣”上發了一篇名為“為什么反對復興繁體字”的考據帖。他代表了其中的一種聲音——“我們是不是誤讀了簡體字？是不是過度解讀了繁體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所謂簡體字“愛”，早在北魏和隋朝的碑刻里就有與今天相近的“無心”的寫法，而且早在民國教育已普遍使用。從古至今，漢字由繁趨簡的基本變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點決定的，也是為了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而做的調整。

簡體字代表文化的退步？

把“愛”簡寫成“愛”，的確沒了“心”。簡化字的第一宗罪，就是被人直指“文化內涵上的缺失”。然而，主觀的判斷并不能掩蓋認識的不足。郭永秉認為，這種將字形、部首與涵義、外延簡單聯系起來解字的方法，“恐怕是沒有經過客觀的分析與考據。”

以“棄”字為例，郭永秉說，“棄”字在早期古文字中就有“棄”和“棄”兩種繁簡不同的寫法。前一種繁體的寫法，是兩手將放在簸箕一類器物中的小孩子丟棄，后一個簡化的寫法，就是兩手直接將小孩子丟棄。“簡化的過程就是少了一個簸箕。一個簸箕能承載多少文化內涵？”郭永秉說，“如果承載了文化信息，為什么戰國時期東方的一些國家，都不使用那種繁體寫法，而直接使用與如今的簡體字一脈相承的簡化形式呢？”語言文字研究者認為，比一個字所承載的文化意義更珍貴的，是一個字的演變歷程。

簡繁共生共用，古已有之

如今人們常用的簡體字“愛”，是1956年中國《漢字簡化法案》推行的改革首創嗎？在趙皓陽的“考據帖”中，深挖出了北宋文學家蘇東坡《前赤壁賦》里留下的相近字。郭永秉也認為，“愛”這個簡化字的淵源遠超人們的普遍認知，甚至早在隋代和北魏的碑刻里，就有與今天相近的“無心”的寫法。

這些今天約定俗成的簡體字，許多卻是文字界的化石。例如“燈”與“燈”，始見于古代字書與韻書中，“燈”本來是與“燈”不同的另一個字，意義為火或火烈。到了元代，通俗文學抄本和刻本《京本通俗小說》《古今雜劇三十種》《全相三國志平話》等都不約而同地以“燈”代“燈”。

現代所使用的簡化字，許多是歷史上曾經在各種時段、各種場合使用過的。據《簡化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記載，現代簡化字絕大多數來源于歷代的“俗字”和“手頭字”，即歷代簡體字;有一些來自于草書和行書;還有一些竟還是“古本字”，比它們的繁體的“資格”還要老。

事實上，現存的許多古文物中都可以見到簡體字的身影。有的字甚至出現在幾千年前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如“蟲從云氣眾”;《說文解字》保留的戰國古文中也有“爾無禮”等。

有專家認為，從古至今，漢字形體的演變是一個簡化與繁化并存的過程。由繁趨簡的基本變化方向，本身是由文字的工具性特點決定的。明末清初學者呂留良在贈給黃宗羲的詩注中云：“自喜用俗字抄書，云可省工夫一半”，這個“俗字”便是當時有所簡化的漢字。

研究者更關注簡體字“進化”中的問題

“記得李學勤先生說過，他們小時候學寫字時，老師所教授的就是簡化的‘愛’字，可見簡體字在民國教育中早已普遍使用。”郭永秉說，很多有學問的人，反而不遺余力地去推動文字改革，簡化漢字。即便是繁體字，在學術研究的一般情況下，也并不是一定必須的。裘錫圭先生所著《文字學概要》，也只在說明文字演變需要的時候才保留繁體字，其余一概用簡體。如果說不可替代，只有在古籍整理出版、金石篆刻、書法藝術和文史學術研究等方面，有必要的時候。

相比于“繁簡之爭”，漢語言文字研究者更關注的是簡體字的“進化”。“漢字簡化存在的問題很多，特別是音同音近的‘一對多’的替代、簡化字破壞漢字部件表音表意作用、為了簡化字形打亂文字系統性等，造成了許多問題和麻煩，這些都是簡化字的弊病。”郭永秉認為，如今攻擊簡化字的人，卻很少去系統地總結這方面的問題，而是空洞地停留在傳統文化的保留、道德爭論等方面，這些都是對文字記錄語言的功能并沒有深刻透徹理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