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限購令”，從東漢到民國的官民，對這個“時髦詞匯”，其實早已“耳熟能詳”。如今的方法是限套數，目的是抑房價，而延續(xù)2000多年歷史的“限購令”，采取的方法是“有條件成交”，即購房者“求田問舍，先問親鄰”，即購房者購買前，必須征得出售方的親戚、鄰居的同意，否則成交無效，其目的是限制百姓流動，以方便政府在收稅、征兵、徭役等方面的管理。

然而，如此“限購”政策，對于元到清的官員，也是一種“奢侈品”，因為政府對官員采取的不是“限購”而是“禁購”，而且政策日益趨緊，說元到清的官員在購房上的政策連老百姓都不如，實在不為過！那么，從元到清的500多年來，當局為何要對官員實行史上最嚴厲的“禁購”呢？

元世祖忽必烈，率先出臺了史上只針對官員的房產“禁購令”：即“不許當官的買房。”宋剛亡時，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這些領導素質低，仗著權勢，對老百姓的房子強買惡要，甚至一分錢不給，激起民憤，各地紛紛起兵抗元。為撫慰江南、化解民怨，元朝當局頒布了禁止蒙古官員在江南購置房產的禁令。盡管是“禁購”，但元朝對官員的限購對象，只限于在江南地區(qū)當官的蒙古人，到了明代，“禁購”令開始加碼，規(guī)定“禁購”對象覆蓋到全國各地的官員。即“凡有司官吏，不得于任處置買田宅。違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也就是說，官員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地買房，如讓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開除公職，最后還要將你買的房子充公。

到了清初，出臺了比明代更嚴厲的“禁購”措施，對官員購房知情不報者，實行“連坐”制度，即“旗員歷任外省，有在任所置產者，勒限責令，變價回旗。如有隱匿不報，查出財產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議處。”意思是：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膽敢在工作地買房，其所買房產由朝廷強制拍賣，拍賣所得歸政府所有。當地官員須向朝廷舉報，如不舉報，一旦查出，跟著買房的旗人一起受處分。

乾隆年間，不但嚴禁旗人在工作地買房，還禁止旗人官員帶著年滿18歲以上的兒子上任。乾隆七年規(guī)定：“歷來旗員后輩隨任在外，年至十八歲者，例應來京。”意思是，旗人在外做官，孩子假如不到18歲，可以跟著他在工作地棲身，除有特例，若超過18歲，必須送回北京。

如此規(guī)定背后有玄機：一是旗人后輩過于蠻橫，欺男霸女，妨害治安，而當地司法機關又礙于面子，不便懲處，于是滋生和諧隱患;二是擔心旗人以”子女成人為由”在當地買房。對此，乾隆思來想往，索性把這幫“衙內”強留北京，如此可以“一箭雙雕”！

不準官員在當地購房，那官員住哪呢？原來古代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類似現在的“機關大院”，辦公住宿連為一體，但官員所住房子屬國有資產，官員退休時，所有家具雜用，都須按清單歸還，除少數“有立功表現”的官員由皇帝賜給住宅外，大多數官員要么返回原籍，要么自行解決。

唐玄宗登基不久，前朝宰相李日知退休，即命家人整理行裝，馬上搬出官邸，移居鄉(xiāng)村住宅。太太驚問何故，他說他已經退休了，太太大怒：“家產屢空，何家之有？”宋仁宗時宰相杜衍，因為一生“不殖私產”，退休后，只好長期借居南京車院(相當于現在的駕校)，直到去世。連宰相(國務院總理)都不能占住官邸，其他退休官員也就可想而知。

從元到清，政府為何獨對官員出臺“禁購令”？原因實則是嚴防官員腐敗，目的是維護自身統治。畢竟官員收賄方式花樣繁多，唯獨無償或者低價受贈不動產難以查清，既然難查清，索性就不讓他們在工作地擁有房產，于是就產生了“潛規(guī)則”：不管是誰，只要在任職地買了房，就默認他是貪污，就摘他的烏紗帽，打他的屁股，沒收他的房子，甚至“連坐”知情官員。

盡管政策很嚴厲，但元明清特別是后期，官員貪腐盛行，不少官員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想方設法在任職地買房子，使中央政策成為一張廢紙;其次，即使被上級查出來，只要多給上級一點好處，大家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還有的搞異地購房。盡管存在上述弊端，但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卻一直高懸官者頭上，到底會有些收斂，總比他們“可以合法、隨意在自己的管轄地購房”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