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zhàn)爭保衛(wèi)平壤的戰(zhàn)斗中，負責防守玄武門的左寶貴，眼見清軍已成潰敗之勢，他抱定了必死決心，依照回族禮儀，先期沐浴，身穿御賜黃馬褂、戴花翎，出現(xiàn)在了炮聲震天、血肉橫飛的平壤城頭，親自指揮，說道“吾身當前，爾等繼至”，以激勵全軍。

身邊的士兵相繼倒下后，他親自點燃大炮向日軍轟擊，先后“手發(fā)榴彈巨炮三十六顆”，激戰(zhàn)中，左寶貴身負重傷卻不下火線，堅守陣地，裹創(chuàng)再戰(zhàn)，血染征衣，在他的帶領下眾將士奮勇向前，連續(xù)擊退日軍三次進攻，不久左寶貴被炮彈擊穿胸部，壯烈犧牲，就此悲壯地終結(jié)了三十八年戎馬生涯，成為甲午戰(zhàn)爭中為國捐軀的第一位清軍高級將領，與黃海海戰(zhàn)中殉國的鄧世昌并稱“雙忠”。

左寶貴出生于1837年，回族人，幼時家貧，父母早逝，曾流浪街頭靠補鞋為生，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后，左寶貴投效江南軍營，開始戎馬生涯，在鎮(zhèn)壓太平軍中，左寶貴屢立軍功多次獲得提拔，被封為“建威將軍”，官至記名提督、廣東高州鎮(zhèn)總兵，駐軍奉天，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戴雙眼花翎。

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曾保舉左寶貴，贊揚他“曉暢軍事，謀勇兼優(yōu)”。

就是這樣一位在清政府中地位顯赫，有著強烈忠君思想的統(tǒng)兵武將，卻也有著熱衷“公益”柔情的另一面。

左寶貴是一名虔誠的伊斯蘭教信徒，“性慈善，尚節(jié)義”，多次捐資重修清真寺、興辦義學、捐款賑災、開設慈善機構(gòu)等，左寶貴投身公益三十余年不間斷。

根據(jù)當時《申報》記載，每當水災等災難發(fā)生時，左寶貴不僅積極募捐帶頭捐款，還率領部隊投入到搶險救災第一線，并親自發(fā)放救濟物資，“貴不忘本，富而好施”，是一名惜民愛民的將領，受到回漢兩族人民的歌頌。

這位兼具俠骨柔情的老將，在異國他鄉(xiāng)朝鮮平壤抗擊日軍時，被后世稱為“決死平壤城頭的大清提督”，這其間又有著怎樣的熱血故事？

1894年7月，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這是一場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國，被新興近代化國家，逼迫到懸崖邊，而進行的大決戰(zhàn)，這是一場只能贏不能輸，關乎兩個國家百年國運的生死決戰(zhàn)。

而清軍從一開始就處處被動，先是在牙山遭日軍海陸同時偷襲，葉志超、聶士成等部被迫繞道漢城，撤到朝鮮平安道首府平壤，在朝鮮形勢日趨嚴峻的時候，左寶貴等四支部隊，計29營13000余人等奉調(diào)入朝，史稱四大軍入朝。

當時的一位英國傳教士評價說：“左將軍的部隊，是滿洲唯一的真正軍隊，訓練非常好，永遠保持著緊張的精神”。

日軍兵臨城下后，從牙山一路潰逃到平壤的葉志超準備退出平壤，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老將左寶貴說：“敵人懸軍長驅(qū)，正宜出奇痛擊……若不戰(zhàn)而退，何以對朝鮮而報國家哉？”

在偵查到日軍將分路合圍平壤后，左寶貴提出主動出擊，與諸將商議派7000人向南，分三路迎擊日軍，另派3000人北進元山，計劃將來犯日軍用優(yōu)勢兵力各個擊破，然而膽小的葉志超破壞了這次非常有戰(zhàn)略意義的行動，撤回出擊部隊，錯失戰(zhàn)機，日本軍事家曾評論“出擊計劃終止，實為清軍之不幸也”。

日軍順利完成對平壤的包圍開始總攻，葉志超再次主張棄城逃跑，左寶貴憤然怒斥“若輩惜死可自去，此城為吾冢矣！”誓與平壤共存亡，左寶貴甚至秘密派親兵監(jiān)視主帥葉志超，防止其棄城而逃影響軍心。

牡丹臺為平壤全城制高點，成為日軍重點進攻目標，日軍集中了近一半兵力近8000人，負責鎮(zhèn)守此處的左寶貴部隊只有1000多人，兵力懸殊，日軍三面圍攻牡丹臺，以猛烈炮火轟擊，左寶貴孤軍奮戰(zhàn)終于不支，牡丹臺淪陷，左寶貴壯烈犧牲后，清軍無人指揮，日軍乘勢占領了玄武門。

混戰(zhàn)中左寶貴的尸骸不知下落，清軍將士只覓得他的一領血衣和一只朝靴，從平壤護送回其故鄉(xiāng)淮安，光緒帝贈左寶貴“太子少保”封號，謚號忠壯，并準許在立功省份為左寶貴建立祠堂。

1895年，在左寶貴家鄉(xiāng)山東費縣，后人為其建造了一座衣冠冢，目睹他犧牲的天津籍親兵石玉林，建茅屋守護衣冠冢，直到1962年去世，左寶貴血灑平壤城頭，用錚錚鐵骨向日本侵略者展示了中華民族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其英名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