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時刻，歷史給了蔣介石一個爭取蔣經國歸來的機會：宋慶齡向蔣介石提出，釋放國民政府逮捕的共產國際間諜牛蘭(Hilaire Naulen)夫婦，以之為交換條件，讓蘇聯政府允許蔣經國歸來。 當年12月16日蔣介石日記云：

孫夫人欲釋放蘇俄共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而強余釋放，又以經國交還相誘。余寧使經國不還，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愿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子也。絕種亡國，乃數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國不由我而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無忝所生則幾矣。區區后嗣，豈余所懷耶！”

這一則日記涉及當時的一項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成立遠東局，借此幫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時負責聯絡東方各國共產黨。遠東局下設政治部與聯絡部。聯絡部主任為阿布拉莫夫，牛蘭夫婦是其手下工作人員。牛蘭，原籍波蘭，曾在共產國際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調來華，在阿布拉莫夫手下當聯絡員，負責管理秘密電臺、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同時兼任紅色工會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號寓所內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審。14日，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蘭夫婦被捕后，國民黨當局以為抓到了一個大人物。他的職務被說成為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不僅指揮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揮中共長江局及北方局，就連印度、菲律賓、馬來亞、朝鮮、安南、日本等地的共產黨，也均在其管轄之下，每年活動經費有50億元之巨云。上引蔣介石日記所稱“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即指牛蘭。

為營救牛蘭夫婦，中共保衛部門和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迅速制訂計劃，由潘漢年和該站工作人員里哈爾德·左爾格共同負責。宋慶齡即與他們密切配合，為營救牛蘭夫婦做了許多工作。

宋慶齡于1931年7月因母喪自德國回國，8月13日到達上海。沒過幾天，即接到德國著名作家德萊塞、勞動婦女領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多人來電，要求宋慶齡設法營救牛蘭夫婦。蔣介石日記表明，宋慶齡曾于當年12月向蔣提出，以遣返蔣經國作為營救牛蘭夫婦的交換條件，遭到堅決拒絕。蔣介石當然會想到，對宋慶齡方案的拒絕可能導致蘇方加害于蔣經國，但他馬上又想：古人傳世，依靠德行與勛業，不靠子孫。前代史傳中有許多圣賢豪杰、忠臣烈士都無后，但其精神事跡都卓絕千秋。與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無后”一類問題，說明自己志向低鄙。不過，他猜想，俄國人也許還不至于加害經國，自己生前也許見不到兒子，但死后，經國“終必有歸鄉之一日”。蔣介石就這樣心事紛紜，想來想去，覺得自己“對國不能盡忠，對親不能盡孝，對子不能盡慈”，白白活在世間，傷心之至！

以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這一主意可能來自莫斯科。牛蘭夫婦被捕后，莫斯科不僅動員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出面營救，而且愿意以蔣經國交換，這一事實說明牛蘭夫婦在共產國際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時，這一條件通過宋慶齡提出，也顯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關系。季米特洛夫日記記載，宋慶齡“已近乎是共產黨員”，她參與營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蔣介石拒絕宋慶齡的建議，顯示了他性格中堅決反共和倔強一面，但是，他還是希望蔣經國能夠回來，也相信能夠回來。1934年2月13日記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記云：“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能繼余之業也。”可見，蔣介石雖然作了蔣經國在蘇聯被殺的最壞思想準備，但對其歸來仍抱有希望。

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相會

蔣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蔣經國即將歸國的消息，很高興。日記云：“十年苦斗，方得國與家漸見光明也。”24日，蔣介石舉行家宴，自然一片喜慶氣氛，但經國、緯國尚遠在異國，不能團聚，蔣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來到。25日，蔣介石接到蔣廷黻大使的莫斯科來電，聲稱蔣經國當日到使館敘談，已有妻與子各一，大約下月即可到達上海。4月6日，蔣介石接到蔣經國從海參崴打來的電報。多年以來，蔣介石、蔣經國之間不通音訊，接到兒子第一通電報，蔣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蔣介石再接蔣經國電，聲稱已自海參崴乘船回國，更覺高興。

隨著父子相聚日期的臨近，蔣介石心中開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記云：“教子不慎，自壞家風，可痛可悲也。緯兒決不如此也。”4月18日，蔣經國到達杭州。怎樣和這個“赤化”了的、在蘇聯報紙上罵過自己的兒子見面，蔣介石不無躊躇。日記云：“家事愁悶，不可言喻。”第二天，蔣介石才決心和蔣經國一家相見。日記云：“下午見經國，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見也。”20日，蔣介石又煩惱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緩解下來。月底，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經兒由俄歸家，一別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為異，而對先妣之靈可以告慰。”他終于放下了無以對母親，也無以對祖宗的沉重思想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