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發生了什么，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于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二百二十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涂炭的安史之亂，然后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后來又是亂成一團麻的五代十國。

篡弒和兵變是五代十國的主旋律，每個政治人物的輝煌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歐陽修有過一個統計：“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余歲，甚者三四歲而亡。”也就是說，五十三年間，換了五個家族十三位皇帝。被殺的皇帝有八個，其中大的不過十來歲，小的甚至三四歲就死于非命。

武人統治的時代，人人都朝不保夕。不但老百姓流離失所，連皇帝都是高危的職業。梁太祖朱溫、閩主王延鈞、趙王王镕，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等人都是死于兒子(或養子)之手。兄弟相殘更是司空見慣：梁太祖的兒子們互相殘殺，到梁朝滅亡時，8個兒子(養子)一個不剩。五代十四帝中，除唐莊宗、周世宗留了幾個子嗣外，其余十二位皇帝的子嗣，都被人斬草除根。

槍桿子決定一切的世界，實在太讓人絕望了。費盡心機得來的榮華，轉眼又成泡影。在這個世界里，沒有勝利者，所有人都同歸悲慘結局。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游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桿子，而是憑筆頭子來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范。開國不久，趙匡胤就通過“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

在成為皇帝之前，趙匡胤的最后一個職務是“禁軍統帥殿前都點檢”，也就是皇帝的禁衛軍司令。他深知在這個職務上，一個人可以做成什么樣的事。因此，宋朝建立后，這個職務被取消了，趙匡胤把禁衛軍的最高統帥權一分為三，變成“殿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分別稱殿帥、馬帥、步帥，合稱“三帥”)”。“三帥”三足鼎立，誰也無法獨立掌握禁軍。與此同時，趙匡胤又把軍事指揮權和軍隊調動權分開。就是說，這“三帥”平時可以訓練和指揮禁軍，但是沒有權力調動禁軍。調動權歸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樞密院，沒有樞密院的正式文件，任何人別想調動一兵一卒，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軍事政變的可能。

宋朝軍隊

趙匡胤從方方面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他把武將排除在最高權力中心之外，朝廷大事，武官沒有什么發言權。為了降低人們對武官職務的興趣，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武將晉升中比文官憑空多設了許多等級：“(武將)非有奇功殊勛，無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員郎各止于三轉，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轉。”(王株《燕翼詒謀錄》)因此宋代朝廷之上，武官見了文官，總是自覺低人一等。《宋史·曹彬傳》記載，即使是曹彬這樣位居樞密使高位的武官，每次在道中迎面碰到士大夫的車馬，都會主動地命車夫駛人旁街小巷，所謂“必引車避之”。

除了給武將戴上枷鎖，趙匡胤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開國十年之后的開寶三年，以一條哨棒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宋太祖頒布了一條意味深長的法令：京都士人及百姓均不得私蓄兵器。他顯然不想再有第二個人用哨棒把他的子孫趕下皇位。趙匡胤的子孫們十分重視祖宗的這條“祖制”。淳化二年(991)、天禧五年(121)、景佑二年(135)、慶歷八年(148)、嘉佑七年(162)、宣和六年(1124)、宣和七年(1125)，宋代七次頒布禁止私人藏有武器的各種法律，禁止的地域范圍從首都擴展到了全國，武器種類則從兵器擴展到了老百姓生活日用的刀具。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又叫畬刀、博刀、拔刀)來開荒種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陜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并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鍛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論。”

宋代禁止武器的法令到后來發展到了這樣可笑的程度，以至連民間祭祀、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宋會要輯稿·刑法》載天禧五年詔曰：“神社槍旗等嚴行鈴轄，如有違犯，內頭首取敕裁，及許陳告。”宣和六年，朝廷又一次強調，帶刃的家伙，一概不許使用。朝廷建議說，在祭祀活動中需要儀仗的時候，可以用木頭做成兵器形狀，貼上錫紙冒充一下。被史書中的刀光劍影嚇破了膽的宋代皇帝對武器的提防，已經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范，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宋朝文官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于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干綱獨斷境界。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歷史并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制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之及。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后，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基本政治設計，大幅度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勛，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田況《儒林公議》)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時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閑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于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于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斗力的軍隊，過于分權的官僚體制，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后，趙宋王朝終于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