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為何總也擺脫不了治亂興亡的現象？

翻開幾千年的中國史，我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部王朝治亂興亡的周期循環的大歷史。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的欣欣向榮的盛景到了中葉往往變為危機四伏的瓶頸期，接下來無一例外的處于下行期、混亂期，衰朽不堪的老王朝在風雨飄搖之中最終頹然倒下，一個嶄新的王朝從一片廢墟中慢慢矗立起來，開始進入新的一輪周期循環，這奇異的周期定律現象因何而生，一直是歷史學界中的“哥德巴赫猜想”，眾說紛紜。筆者通過對歷史長時間的閱讀與反思，漸漸有所啟發，現總結如下，寄拋磚引玉，能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新興王朝的初始階段，統治者為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往往會采取平均地權、寬徭薄賦的政策及鼓勵開墾荒田、興修水利等措施。伴隨著農民的穩定和農業的緩慢發展，是社會的趨于穩定和向上發展，此時是王朝的上升期。隨著農業生產得到全面的恢復，人口開始大量增加，導致可持續開發耕田數量增速的降低和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再加上統治階層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政策和官僚的貪污腐化，漸漸的出現了農民因不堪重負而破產以及土地日益兼并于豪勢之家的現象，社會上開始出現生活無著的流民，不安定的因素也慢慢開始郁積。

在王朝下行期，由于政府不作為、亂作為及保守政策傳統的慣性作用，使農業生產進一步遭到破壞、土地兼并現象的更加嚴重和更多數量流民的出現，當這種現象成為一個王朝社會中普遍現象時，郁積許久的民變情緒便需要通過暴動或革命的途徑得到釋放。于是，社會又重新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農民階層或靠暴力手段直接摧毀舊王朝的統治秩序，也可助力各種政治勢力在政局中不斷的博弈爭斗與分化組合，最終重新歸于安定。在王朝的初期，皇帝讓渡一部分政策決策權給文官集團，籠絡治國人才，由他們幫助自己治理國家，恢復秩序。這種治理模式分散了皇權過于集中所帶來政治風險，有利于集思廣益，防止由于決策失誤給新生政權帶來強大沖擊力和破壞力。

隨著政權的日漸穩固，對抗沖擊的能力也日益增強，此時雄才大略的皇帝們嘗試著通過各種方式回收、強化皇權，削弱文官集團的政治決策權。同時，與皇權結伴而生的特權集團(貴族、官僚)，隨著皇權的強化而勢力不斷增強，往往會加重對人民的控制和壓榨，這種過度的盤剝，激化了民眾與政府的對立情緒，損害了政府的權威。

在王朝的下行期，帝國決策模式呈現保守化傾向，其對有可能沖擊皇權的因素缺乏敏感的察覺，往往會錯失一次次挽救帝國危局的良機，于是皇權陷入鈍化的狀態之中。此時一般士人通過考試進入仕途的通道越來越窄，對改變現狀的渴求日益增加，很多人會選擇通過與民變領袖合作或加入反叛貴族團隊的形式，以自己的才能來推動社會大變動的進程。最終，喪失民望的舊政權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沖擊之后便會垮臺，一個新的王朝因之而誕生。

中國歷史上專制、獨裁傳統的盛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社會契約、民主、分權意識的難產，帝王的權力無邊大、權利無限廣，很難受到實質性的約束，而這癥結便在于商業文明的缺失，而商業文明的缺失，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導致“重農抑商”政策的盛行。在人們眼中，工商業都是“末業”，中國歷代王朝通常將商人的地位排在社會的最底層，對他們進行種種嚴格的限制。商人為了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就需要依靠當權者，充當政治的附庸，而不能形成獨立意識，這種現象導致了中國商業文明的碎片化與非主流，而難以形成統一的內在精神，更遑論因商業文明的發展而促成社會契約、民主、分權意識的形成。

2.“學而優則仕”的過度政治參與阻礙人才向商業的流動。古代中國，大批青年才俊通過由政府組織的選拔活動大批量進入政府，走向仕途，加上傳統觀念對商人的輕視，從而阻礙了人才向商業領域的流動。從事商業的人，普遍素質不高，道德操守差，遵守契約意識淡漠，這種情況反過來更助長了社會對商人的輕視，難以依靠自己的影響力形成一種為大眾所接受的商業文化及政治主張。

3.道德精神代替契約力量的現象阻礙商業的良性發展。在中國，商人在政策、道德層面處于“兩難境地”，夾縫求生的本能只可能使商人違背道德的約束，不按契約規則行事，更不可能將彼此之間形成的權責契約現象升華為社會契約意識，產生出制約專制皇權的民主、分權意識。

4.被曲解的儒家“中庸思想”的主流意識阻礙商業文明的發展。商業的發展，需要開拓、競爭精神，在公平競賽規則指引下前進發展。然而從董仲舒開始，歷代統治者憑借御用學者對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教化了中國人“順從”、“隱忍”，凡事以“和”為貴，對問題和爭端采取折中、妥協的方式來進行，這不利于商業的發展。

5.真正代表工商業者權益的商會職能的缺失。在中國，商會從一開始便成為政府的附庸，成為替政府管理、指導商人的政治機構，限制了商人的主動性，打擊了工商業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挫傷了商人的熱情。政府商會的存在，直接壓制了商人，延緩了商業的發展，不利于獨立的商業文明的形成。

引發中國歷史“治亂興亡”周期性規律現象的最后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原王朝與外來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戰爭。由于這種戰爭的周期性現象，王朝初年的守勢很可能會幫助統治者減少社會財富的損失，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統治的相對安定，為積蓄力量實現反攻創造了條件;隨著國力的強盛，統治者對游牧民族采取攻勢，不僅消除了他們對中原地區的威脅，而且還能提升帝王的名聲，獲得民眾更多的政治認同，更加穩固了統治;在王朝末季，由于國勢衰微加上內部的民變、貴族爭權的盛行，難以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擾，這種現象更加加劇王朝統治危機，促使王朝滅亡時間的加快，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出現被游牧民族所取代的現象。

正是由于生產模式的周期循環導致農民問題的周期循環，皇權的分散、集化與鈍化導致治理模式的周期性變化，商業文明的缺失導致社會契約、民主、分權意識難產，加上與外來民族的周期性戰爭，最終導致了古代中國歷史一直難以跳出“治亂興亡”的周期循環現象，讓我們幾千的歷史總是呈現一種圓形的發展軌跡，循環往復的上演著一出出王朝“輪換”的歷史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