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堅在淝水之戰中敗北。曾經強盛一時，統治大半個中國的前秦帝國轟然倒塌，構成前秦民族馬賽克的各個族群紛紛自立，互相攻伐，中國北方再次陷入混戰。386年春，鮮卑拓跋部領袖拓跋珪恢復代國，同年改國號為魏，開始征伐周邊各族群政權，到398年正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占據了華北大部分地區。就是在這一年七月，拓跋珪宣布“遷都平城”，并且營建宮殿，設立宗廟和社稷壇等禮制機構。在493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平城一直作為北魏的首都，并隨著北魏疆域的擴張，成為統治北跨大漠，南界淮漢，東達遼水，西抵焉耆這一廣大帝國的中心。而這，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正是改變這座城市命運，最終使其成為遼金二代的西京、明清兩朝的邊防重鎮的關鍵性事件。

那么，北魏為什么要選擇平城作為都城？

秦漢以來，平城雖然因為漢高祖的白登之圍而比較有名，但就其地位而言，不過是邊郡雁門所轄一縣，漢代的郡設太守、都尉各一名，而邊疆地區軍事形勢嚴峻，往往設置多名都尉，駐扎在要沖，以方位為別，平城就是雁門郡的東部都尉所在，軍事地位比一般的縣重要一些，但也僅此而已。根據今天的考古發掘，漢平城縣就在今大同市的操場城，城址東西長1000米，南北寬600米，與邊疆地區普通城址規模相仿。

在定都平城的398年，北魏的統治范圍內，并不乏名都大邑，最著名的，莫過于河北名城——鄴城，這里是曹操的霸府所在，也是西晉末年以來后趙、前燕等諸多政權的都城。而且，就在這年正月，拓跋珪專門到了鄴城，巡游宮殿，有定都之意。但幾天之后，他突然匆匆離開鄴城回到代北。幾個月后，確定平城為首都。

和平城所在的代北相比，鄴城有著很大的優勢。它所在的漳河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而且早在戰國時期，魏國的地方官西門豹就開鑿渠道，建造起發達的灌溉系統，是當時著名的糧食產區。而且，鄴城在華北平原中部，是太行山東麓大路的樞紐，也是曹操建立起來的漕運體系的中心。這樣，鄴城就能聚集起大批的糧食，以供養日益龐大的皇室、貴族、官員、軍隊、奴仆、百工等作為都城必備的消費人口。

而平城所在的代北地區，氣候寒冷干旱，降水稀少，土質相對貧瘠，在漢代就不是重要的農業區。漢末的戰亂迫使當地漢人逃離家鄉，農耕傳統中斷，經濟基礎薄弱。而且平城地處山西高原北部，與作為糧食主產區的華北平原隔著高峻的太行山，地勢崎嶇，拓跋珪從鄴城返回代北時，特地派兵卒萬人開鑿山路，可見運輸的不便，這樣從中原運輸物資接濟首都也變得非常艱難。何況，經過曹操、石虎、慕容儁等人的歷代修建，鄴城城池和宮殿都非常完整豪華，難怪拓跋珪有定都之意。

那么，為什么拓跋珪還要把首都定在平城呢？

首先，這是當時的政治格局和戰爭形勢決定的。

北魏的核心力量，是以拓跋部為首聯合諸多部族而形成的政治集團，他們雖然團結勇悍，戰斗力強，但畢竟人數稀少，而中原地區人口眾多，當地的漢人等各族豪強對北魏政府也心存疑慮，如果定都于此，勢必會讓拓跋集團的人口劣勢暴露無遺。415年，代北連年霜旱，很多居民餓死，有些官員建議遷都鄴城，大臣崔浩、周澹認為這樣會讓中原人看出鮮卑人的虛實，影響北魏國本，從而阻止了遷都。

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北魏統治集團的發展階段。道武帝拓跋珪幼年被前秦遷徙到內地，漢文化水平比較高，但就整個拓跋部來說，其社會和文化發展水平尚處于不甚發達的階段，部落聯盟的色彩濃重，一直到道武帝去世的時候，還存在著兄終弟及的繼承法，皇權仍有待強化。在經濟形態上，畜牧和狩獵是其主要生產方式。北魏初年，國家財政、貴族財產往往會用牲畜來計算，比如道武帝時，王建因戰功受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就能說明問題。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當眾說：“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

狩獵經濟也是如此，拓跋鮮卑原本就是一個狩獵民族，《魏書?序紀》追溯其祖先事跡時說：“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狩獵，同時也是游牧經濟的一種重要補充。而且，狩獵活動兼具軍事演習的色彩，也有很大的娛樂功能，所以，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獵經濟與活動依然活躍，上自君主、貴族，下到平民的田獵活動史不絕書。

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牧民和獵手，擁有大量牲畜財產的拓跋鮮卑統治集團成員，自然不適應中原的氣候和環境(事實上，在拓跋珪攻打位于河北平原的后燕時，過半士兵和牲畜患病死亡)，要凝聚拓跋人的力量，統治人口遠超己方的中原地區，拓跋珪只能選擇與拓跋人故鄉條件接近的代北地區。

第二，平城的優勢

地理學上談到城市的區位優勢，分為不同位置尺度，選擇代北地區為畿輔，這是平城定都的大位置條件。但是，當拓跋部族進入代北地區，將其作為“畿內之田”經營的時候，面臨著兩漢雁門、代郡幾十個郡縣故城，為什么單單選擇了平城？

從戰略意義和城市基礎來看，馬邑城(今朔州)是西漢初年韓國的首都，周邊土地相對肥沃，其財富曾引起匈奴單于垂涎，是漢武帝“馬邑之謀”的誘餌。代郡城(今河北蔚縣代王城)，是戰國時期代戎的首都，西漢代國也曾建都于此，其地臨近飛狐道，是溝通大同盆地與華北平原的交通樞紐。善無城(今右玉古城)先后為兩漢雁門郡與定襄郡的治所，規模宏大。[編者按：作者曾撰文《一座邊防要塞、貿易重鎮是怎么淪為衰敗古城的？》，介紹右玉古城。可參看“相關新聞”。]高柳城(今陽高)曾為兩漢之際軍閥盧芳盤踞之地，東漢代郡的治所，這四座城市的規模都大于平城，代郡城的周長甚至是平城的三倍左右，很難想象平城這樣一個普通縣城會最終脫穎而出。

《魏書》中的一個故事給了我們線索：

道武帝時期，重臣和跋獲死罪，臨刑前，他對來訣別的弟弟們說：“?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篡修。”?水就是今天的桑干河，流經代北地區的中心位置。和跋實際上是在暗示弟弟們逃跑，果然他們借故逃離了北魏。但是，既然和跋當著監斬官說話，自然不可能信口胡說。可見在時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區，農業條件應該是不如其南的。

問題是，就整個桑干河流域而言，整體的水熱條件相差不遠。除少數地區外，桑干河兩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氣溫相差不到1℃，桑干河北的一些地區，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過河南地區。總體來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環境并不足以造成農業發展程度的重要差異。

造成這這種差異的原因，還是北魏核心區域的民族和經濟分布格局。東漢末年和西晉時期，雖然邊郡殘破，大批漢人逃亡，但在桑干河以南的地區還保留了郡縣體系和一定數量的漢人人口，農業基礎比較好。北魏初期，昭成帝什翼犍和道武帝拓跋珪都曾計劃在這一地區建都，拓跋珪稱魏王，就是在桑干河以南的繁畤舉行的儀式。

但拓跋珪確定畿甸區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個是以平城為首都，另一個就是大量遷徙各處居民進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拔部及其所統轄的眾多游牧部落，隨之遷入的，還有他們所驅趕的大量牲畜、野獸。

由于桑干河以南還有一定程度的農耕基礎，遷徙而來的漢人、徒河等農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開闊，水草豐茂，北魏以平城為中心，建設了廣大的苑囿和牧場，以滿足畜牧與狩獵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與狩獵經濟區。這一區域的居住者大多為拓拔部的“國人”，他們聚居在平城周圍，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區，對于確保國人的戰斗力，保衛皇室的安全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這種以桑干河為界的經濟區劃，是北魏在?北建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再看桑干河以北的幾個重要城市：善無、平城和高柳各自扼守一條通向內蒙古高原的通道，地位都非常重要，但在漢代，中原是核心，邊郡的交通路線是縱向的;而在北魏，代北才是核心，所以平城的居中位置優勢凸顯出來。

所以，綜合來看，北魏選擇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為根據地，在桑干河流域內部，又選擇地處畜牧與狩獵經濟區內，位置居中的平城，是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與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的確屬于最優選擇。

在之后漫長的歲月，縱使民族、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遷，大同依然能夠保持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這一區位優勢顯然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