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日甲午戰爭的消息傳至歐洲，恩格斯盡管已是74歲高齡的古稀老人，卻仍以哲學家的敏銳思維，站在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歷史高度，適時地對這場戰爭作了點評。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恩格斯就中國戰敗的原因及影響給出了精辟而獨到的見解。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溫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他作為哲人的智慧光芒。

偏重防御的戰略戰術使得

北洋水師的覆滅不可避免

在恩格斯看來，中國甲午戰敗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政府和軍方所奉行的被動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恩格斯對于中國閉關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對于軍事技術發展中攻防不對稱律的深刻認識。軍事技術的發展往往源自進攻與防御需求的推動。原則上，有何種進攻手段，就會有對應的防御手段，因而攻擊技術與防御技術的發展本應是基本對稱的。然而，在軍事技術史上，攻防技術發展不對稱的情況卻是經常發生的。在冷兵器時代，攻城技術長期落后于守城技術，從而使得攻城戰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孫子兵法》中所說的“攻城則力屈”，正是對冷兵器條件下攻守不對稱狀況的客觀反映。然而在甲午戰爭爆發的19世紀末，膛線、速射火炮和蒸汽動力的發明與應用，使得攻防不對稱性向攻易防難的方向逆轉。具體而言，在攻易防難的格局下，構建防御系統比構建具有同樣效率的攻擊系統，具有更大的難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軍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圍繞甲午戰爭，中日兩國展開的軍事博弈，實質上可視為消極防御戰略與積極進攻戰略的對抗。從國家戰略的視閾來看，“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提出“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發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朝鮮、中國為核心的“大陸政策”，相形之下，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仍然奉行著“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在恩格斯看來，這種封閉的狀況，只能通過戰爭來打破，他指出：“這種全盤排外的狀況，已由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戰爭而部分地打破了;這種狀況將由目前這場同亞洲人、即中國人最鄰近的敵手的戰爭來結束。”

就甲午海戰的具體戰況而言，中日兩國的攻防偏好在戰略和戰術層面均形成鮮明對比。一方面，進攻與防御的戰略選擇差異，直接影響中日雙方艦隊的總體設計與作戰效能。據統計，中日艦隊的平均航速比是1∶1.4，平均馬力比則是1∶1.8。奉行攻擊戰略的日本聯合艦隊，艦只馬力大、航速快、機動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戰場中迅速占據有利陣位，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而在火炮的配置上，雖然北洋艦隊擁有更多的大口徑炮，然而日艦卻裝備了更多的速射炮。前者威力雖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后者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兩者相較，日本艦隊在相同時間內的射彈量和命中率都要高于北洋艦隊。另一方面，攻與防的差異同樣體現在戰術層面。力主進攻的日本艦隊采取縱隊舷側炮擊敵的戰術，將火力與速度的優勢發揮到極致;被動防御的北洋水師采取的卻是橫隊艦首炮擊敵的戰術，艦隊整體的攻擊力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偏重防御的戰略戰術加之“保船制敵”的消極心態，使得北洋水師的覆滅不可避免。

農耕文明的自閉性是

中國甲午戰敗的深層原因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奠基人，恩格斯不僅敏銳洞察中國甲午戰爭失敗的直接原因，還深刻地揭示其深層次原因。他從唯物史觀的立場出發，提出閉關自守的排外政策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密切關聯。他指出：“在這里(中國)，同家庭工業結合在一起的過時的農業體系，是通過嚴格排斥一切對抗成分而人為地維持下來的。”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經濟體系固有的自閉性，必然導致國家軍事方略的保守性。反過來說，執行保守的軍事方略的最終結果，即是自然經濟體系的覆滅。對于這一點，可以從恩格斯對甲午戰爭后果的預見中得以印證，他認為：“不管這次戰爭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點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國整個傳統的經濟體系將完全崩潰……在陸地和海上打了敗仗的中國人將被迫歐化，全部開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鐵路和工廠，從而把那種可以養活這億萬人口的舊體系完全摧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回顧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在古代，漢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對峙中長期處于守勢。在前近代，明王朝頒布了“片甲不得入海”的禁海令，面對來自海上倭寇襲擾時，也長期采取防御的策略。究其原因，并非是中央政權的力量無法與牧人或海盜相抗衡，而是由于草原和海洋對于農耕文明的經濟體系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無法提供開疆拓土的戰略需求。因此，中國歷史上雖然有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等出師遠征、橫掃千軍的有為君主，但其主動進攻的目的皆是為了鞏固既有的政權，為農耕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穩定的周邊環境。明代雖有宦官鄭和統帥艦隊七下西洋，但卻更多體現為航海探索的壯舉，而非真正的軍事行為。

當今中國國防思路必然由

“積極防御”向“主動防御”轉變

在冷兵器主導的低技術條件下，中央政權奉行防御為主的軍事戰略，在邊防和海防區域設置要塞和衛所，既是由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自然經濟體系所決定的，也是順應防易攻難的軍事技術對抗格局的必然選擇。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當下，中國乃至世界各國所面臨的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經濟上，以高度開放性為特征的信息產業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在軍事上，信息化武器裝備以其高效的突防能力，推動軍事對抗格局進一步向攻易防難的方向發展。

恩格斯關于中國甲午戰敗的深刻分析啟示我們，面對信息技術引發的全球經濟與軍事變革，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當今中國國防思路由“積極防御”向“主動防御”的轉變，是順應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戰斗力生成方式轉變的必然舉措。在中國國家利益向海外拓展的大背景下，摒棄“防御為主，后發制人”的傳統軍事戰略，不僅可以贏取更深廣的國際道義支持，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條件下的攻防不對稱律，從而在同等的國力財力支持下獲取更大的軍事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