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評價李世民 善于假仁借義行其私欲嗎
朱熹評價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有過很多的成就，當然他也犯過很多的錯誤，對此大家是否知道歷史名人都是如何評價李世民的呢？朱熹又是怎么怎么評價的呢？下面就讓小編來告訴大家吧，有興趣的可以進來看看。
歷代名人對唐太宗李世民的評價
歐陽修：“其(唐太宗)牽于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于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
文天祥：“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夸、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
陳普：“文皇仁義播敷天，李氏無倫三百年。末路荒唐如煬帝，蜀江更起度遼船。”
朱熹：“(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
宋高宗：“(唐太宗)夸大而好名。”
明太祖：“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斗。”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義行其私欲
新唐書·食貨志》這么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赍糧。”就是說，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商業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
其實，用“米斗四五錢”來強調政績顯然缺乏說服力。《漢書·食貨志上》就說：“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意思是糧價過低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糧價過高又會危及國家的經濟命脈，所以說糧價過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釀成普遍性的社會危機。
再說，唐代京畿地區根本不可能會有“米斗四五錢”的咄咄怪事。同樣是《新唐書·食貨志三》，開篇就說唐都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雖稱沃野，然幅員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師消耗，所以常要靠東南漕米的接濟。而漕米須經水、陸轉運，水路自江淮至東都洛陽“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說漕米自出產地至東都洛陽，運價便要占去貨物本身價值的二成。再以車或馱轉運至陜，僅三百里地，“率兩斛計傭錢千”，算下來每斗又需費去運價五十錢。如此一路折騰，縱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來的，不要一文錢，“米斗四五錢”，也僅及洛陽至長安那段旱路運費的十分之一呢！
長安米貴，本是不爭的事實。大詩人白居易當年游學公卿，便有當路權臣以“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嘲諷他。貞元年間，關中和三輔地區的米價更有“斗千錢”的高紀錄，而當時的國家儲備糧庫——太倉的儲米，也僅能維持“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單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數次就食東都洛陽的經歷。
貞元初年，當時的關中地區，還真有過一次谷賤的特例，宰相陸贄便建議政府趁機以平價向民間購買，計在途所費，到太倉后每斗谷子也得費“錢四十有余”，每斗米則要費“錢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稅法》一文中介紹說，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為錢二百”，經過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為錢五十”。(事見《李文公集》卷九。)
其實太宗皇帝一生的最大慚德，除了以非法手段登上帝位之外，便數他對歷史的公然踐踏。《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七便有這樣的一段記載：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于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太宗要看檔案記錄，這是對史官獨立制度的公然破壞，太宗皇帝為自己找出的破壞理由是“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也就是知錯能改或就錯改錯。
太宗皇帝的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諫議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陛下圣德在躬，舉無過錯，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于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朱的意思是確保史官的獨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淪為當權者的吹鼓手，才能確保史書的真實性。
然而，太宗并不理會。于是房玄齡只得與許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記錄，重新書寫。于是唐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不復原來的樣子，于是，一個又一個朝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亦不復有真實的樣子。后來的那些個獨夫民賊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為往后的偽歷史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頭。在這么一件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面前，令人遺憾的是，卻不見了一向以能言敢諫出名的賢相魏徵的聲音。
后來，魏徵的五世孫魏謨為文宗皇帝的起居舍人，正好負責《起居注》的記錄工作。文宗皇帝向他索要《起居注》看，魏謨便奏道：“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也有以記之。”皇帝卻說：“不然，我既嘗觀之。”魏謨說：“向者取觀，史臣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后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后代何信哉？”于是，這位并無多少賢名的君主就此便打消了再次觀看《起居注》的念頭。
在對待史官的獨立性工作的尊重上，號稱賢君的太宗皇帝還不如他那位碌碌無為的后代子孫;在確保史官的獨立性工作上，號稱賢相的魏徵同樣不如他那位籍籍無名的后代子孫。
因為有唐太宗那樣的大明君肇其始，后來的效法者更有藉詞了，太宗皇帝碰得，別人自然也碰得，獨裁者們的身后聲名，從此無須仰賴他人了。自宋代開始，史官們無一例外，均將《起居注》進呈皇帝本人御覽，后來這樣的討好還成為一種制度性的儀式。明代的皇帝則直接參與《起居注》的指導工作，清代亦如是，可以說，到明、清兩代，所謂的《起居注》，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帝王自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