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中國龍形象在西方的傳播，離不開大清龍旗的影響，而且從現存資料來看，龍旗的影響也許是最關鍵的因素。可是龍旗作為大清國旗緣于何時何事，長期以來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和團運動失敗后，李鴻章在各種外交活動中見別國政府都掛著自己的國旗，而中國卻沒有，便向慈禧太后上奏，請求制定國旗。 慈禧要李鴻章負責設計國旗圖案。李鴻章呈上了畫有虎、豹、獅、龍、麒麟、八卦等圖像的許多種國旗圖案，慈禧最后選定金龍旗作為國旗。

但是民國時期陳伯熙等人卻認為，三角龍旗早在咸豐年間就已經誕生了，而且是因商務需要而制定的。由于廣東沿海一帶海盜多，中國商船沒有國旗庇 護，航行很不安全，許多商船只好冒掛外國旗幟，于是，廣東商人聯名上書大清政府：“請仿各國成例，制定一種國徽，俾便商民遵用。”禮部以中國尚龍，于1858年正式將龍旗定為國旗。

康有為的說法又不一樣，他在批評龍旗不適合作為國旗的時候說，龍旗作為天子之旗，早在《詩經》時代就有了，而將龍旗由天子之旗移用為國旗，卻是 始于同治年間(1861-1875)“同治初時，新定國旗，乃用黃龍。”康有為認為，外國人不能理解我們的龍文化，龍在西方是一種惡獸，黃旗則是病旗，黃龍旗不僅不能贏得尊重，“反為輕譏，將來在所必改者也”。

中國第一面國旗的來歷，居然是如此一筆糊涂賬。因此，本文擬在梳理龍旗淵源的基礎上，著重于龍旗在不同時代背景中的形制變化、功能轉換，以及伴隨著近代中國屈辱史而展開的龍旗在海內外被懸掛與被認知的歷史。

鴉片戰爭前清朝無國旗

國旗、國徽都是國際交往中的國家識別符號，是基于國與國之間的平等關系而派生的。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并沒有所謂國旗的觀念。中國乃“中央帝 國”，既不需要外交，也不愿意與其他“蠻夷小國”平等相處。所謂旌旗，主要用于帝國內部各種儀式，用來標識公侯將相的身份地位以及集團屬性等。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簽訂的許多中外條約，均已涉及國旗概念。如1844年《望廈條約》中的theflagof the UnitiedStates，1858年《天津條約》中的A mericanflag，現在可能被譯作“美國國旗”，但在當時的中文本中，只寫作“合眾國旗號”。這些國家之所以需要“旗號”，是因為他們要到大清國來貿易，為了方便大清官方“認明大合眾國旗號，便準入港”;而大清官方并不需要到他們的國家去貿易，所以，他們需要旗號，我們不用。

咸豐年間，廣東發生了一起緣于“華船冒掛洋旗”的“亞羅號事件”。依據當時的海上國際慣例，沒有旗幟的商船可能被視作無國籍甚至海盜船，無法參 與國際貿易，因此許多中國商船向外國機構申請注冊，并升掛注冊國國旗，他們能夠隨時要求外國保護，拒絕接受中國管轄。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為亞羅號(A rrow)的華人商船被疑參與海盜活動，遭到廣東捕快的扣押。由于該船已經在港英政府注冊，聲稱升掛了英國國旗，英國領事巴夏禮借口廣東水師侮辱英國國旗，遂挑起事端，點燃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按理說，亞羅號事件之后，大清政府應該考慮制定一面標志大清國形象的專用旗號，方便華商進行國際貿易。可是，大清政府對民間商貿活動不僅不支 持，反而嚴加打壓。在這種官民分離，以官為本的國家觀念背景下，即使大清政府早知別國均有旗號，但制定自己的國旗暫時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三角黃龍旗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進一步侵入中國，甚至在中國水域部署海軍。中外水師如此同處一塊水域，免不了生出許多齟齬。由于沒有統一的官船旗 號，大清水師在與西方海軍的交涉中吃了許多啞巴虧。1862年，湖北長江水域又發生了一起中英水兵斗毆的事件，英國人占了便宜，硬說不知道那是中國兵船，拒不負責。恭親王奕痛定思痛，開始考慮“如我處師船亦一律豎立黃色龍旗，外國果能望而知為官船，不敢輕舉妄動，未始非豫事隊維之一法”。

奕讓總理衙門給兩江總督曾國藩寫信，詢問增掛龍旗是否有礙行軍。曾國藩經與湖北江西各巡撫會商之后，當即復信表示贊同增掛龍旗：“各處師船，仿 照外國豎立旗號之例，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即知，不敢妄動，且于行軍無礙。嗣后除各營旗幟照常豎立外，應分飭各營另添龍旗一面，擬用三角尖旗，均用黃色畫龍，龍頭向上。”

象征皇權的黃色龍旗，具有凌駕于“各營旗幟”之上的統率地位。將黃色龍旗讓渡給以漢族官兵為主的水師艦船，本身就是對水師地位的莫大提升。奕賣 了個不花錢的人情，曾國藩則樂得為手下官兵爭點地位。奕提供給曾國藩參考的方案是“黃色龍旗”，而作風低調的曾國藩似乎考慮到了“黃色龍旗”與八旗中“正黃旗”的形態接近，為避僭越之嫌，主動提出將“黃色龍旗”削去一角，“擬用三角尖旗”。這是曾國藩穩健政治風格的表現，但也為這面形制特異的三角尖旗順利走出國門留下了隱患。

1862年10月17日，總理衙門正式照會各國駐華公使：“希即行知貴國各路水師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項黃龍旗幟，即系中國官船，應照外國之 例，不準擅動。儻有移動，即照犯禁辦理。”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黃龍旗只限于水師官船懸掛，普通民船不得懸掛。第二，外國兵船只要是侵犯了龍旗，無論理之長短，“均先將犯禁之案，從嚴懲辦后，再為理論別事”。因此，龍旗在外交層面上又具有了王朝或者說國家的象征意義。

三角龍旗無具體規制

由于曾國藩倡議的三角龍旗只有大致尺寸及龍頭朝向，并沒有給出具體規制，甚至旗幟的斜長及下橫長可以“各從其便”，各地水師在龍旗的材質、龍形 等方面，都不能統一。大一點的龍旗，龍身可以多達六折;小一點的龍旗，龍身僅有兩折;到了外國人的畫筆中，龍身還能繞出一兩個小圈圈。

1872年，總理衙門決定擴大水師三角龍旗的使用范圍。10月4日，批準將三角龍旗定為中國輪船桅梢所豎常掛之主旗式樣，“龍頭向上，旗用黃羽紗制，龍身用藍羽紗”。這里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所謂“中國輪船”，特指大清官方輪船，依舊不含民用商船。

或者因為清政府機構辦事效率低，或者因為事不關民生，此事未在民間激起多大反響，事隔一個多月之后，才有新聞對此加以報道。上海《申報》只在輪 船新聞中稍稍提了一下：“北京總理衙門，照會各西國官員，謂中國新定旗式，如三角，色用黃，中畫龍，用藍色。所有福州、上海炮局所制輪舶，及各關口巡河船，均建此旗，以標認識。”

這項制度正式下達海關時，已經到了第二年春末。1873年3月18日，總理衙門批準以三角黃龍旗作為海關船只的標志旗，正黃底，鑲藍色，飛龍朝上。大約與此同時，招商局等一批涉外官方機構也陸續開始懸掛黃龍旗，以示其官辦身份及國家權威。

可是總理衙門并沒有提供具體明確的旗幟規格，甚至連旗樣都不能提供。當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指示其助手金登干在倫敦定制一批三角黃龍旗的時候， 也沒法給金登干提供準確的旗樣。金登干只好委托埃金頓弄一個旗樣，結果，“埃金頓先生說，他們拖延了時間，是因為從海軍部弄到旗子的正式圖樣花了很長時間”。

旗樣寄到英國之后，金登干找了幾家公司投標制作，發現英國人不擅長印制這種圖形復雜的龍旗。這樣來來去去折騰了幾個月之后，金登干給赫德寫信 說：“制旗商說，做中國旗很別扭，需要很有經驗的人來縫制，以免旗尖‘耷拉’。如果是狀，即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銳角三角形，旗子就會飄揚得好得多。”金登干敢于自作主張地建議將龍旗的銳角三角形改成等腰三角形，大約也是知道龍旗規制并不嚴格。

外交儀式中最早的龍旗

盡管三角黃龍旗早在1862年就誕生了，但在最初五六年間，似乎并沒有被朝廷官員使用在水師艦船之外的其他場合。1866年張德彝出使西方各國的時候，依然將各色國旗視作新鮮事物，還很羨慕日本有自己的國旗。

1868年，清政府委派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作為涉外事務大臣，率領一個大清使團出訪西方各國。由于當時的清政府沒有國旗，美國人就自作主張替中國代表團制作了一批三角龍旗，權當中國國旗使用。

1868年4月28日，大清使團前往芒格茉街利克房中赴宴，宴會上“燈燭輝煌，正面高懸大清龍旗與合眾花旗，左右則英法各國彩旗，隨風飄漾，綺 浪疊翻”，中國人覺得很有面子。不過美國人畫出來的龍旗看起來有點古怪，龍背上長著翅膀，尾巴還繞了個圈。此后，不同的大清龍旗還在多個場合反復出現。

大約是三角龍旗太拿不出手，蒲安臣還特地在美國趕制一面象征性的四方龍旗。盡管有些現代學者認為蒲安臣擅改三角龍旗為四方龍旗的做法大大侵犯了 中國主權，但是因為當時的三角龍旗本來就不是國旗，也沒有具體規制，因此，率隊的使團官員并不覺得有何不妥。中方官員志剛甚至在1868年8月20日的日記中用了一種嘉許的語氣記載此事：“蒲使制大黃旗一面，藍鑲邊，中繪龍一，長三尺，寬二尺。與使者命駕之時，以為前驅。”

蒲安臣不愧為中國通。曾國藩的水師龍旗，為了避免僭越，將總理衙門建議的黃色龍旗削成了“三角尖旗”。而蒲安臣制作的這面外交龍旗，為了避免僭越，則特意在黃龍旗周圍加了一道“藍鑲邊”，因為在八旗位階中，藍色的色級在黃白紅藍四色中是最低的。

盡管大清龍旗早已天下咸知，卻并沒有在國內舉行的外事活動中發揮作用。1869年10月22日，英國王子到滬訪問，海關放炮迎接，“見各國船桅 皆掛花旗，計三十余種。中土海關與船只前掛一旗，綠色長方，中界白十字，后掛花旗廿余方以為識”。中方廿余方旗幟中，沒有出現龍旗的身影。

雖然設計龍旗的初衷是用作水師官船的標志，清政府并未意識到需要一面大清國旗，但由于大清國沒有其他可以用作國家象征的旗幟，這面龍旗事實上已 經被外國人視作大清國國旗。據何如璋1877年《使東述略》記載，大清使團船近內口時，要停下來施炮二十一聲，桅桿升日本國旗，日本戍兵也在對面升龍旗，“炮如其數，互相為敬”。

至遲到光緒初年，龍旗的使用范圍已經從船上擴大到陸上。1876年美國費城世界博覽會上，中國展館北向建木質大牌樓一座，上書“大清國”三字， 兩旁有東西轅門，“上插黃地青龍旗，與官衙一式，極形嚴肅”。不過，相比之下日本展館不僅場地大可加倍，布置井井，而且“遍插白地紅心旗”，顯然比大清國更加重視本國的旗幟。

由上可見，最早在外事場合使用的龍旗，是一些美國機構或個人自作主張替中國使團設計、制作，并應用于中美外交儀式上的。龍旗作為涉外事務中的國家象征，大約在同治年間逐漸被中國官員所接受，但在對內明確為一種民族國家的象征，則是更加晚近的觀念。

四方龍旗：官方確認的大清國旗

奕與曾國藩討論這面大清水師旗號的時候，只是為了使外國兵船“一望即知為中國官船”，完全沒有考慮與國際通行旗式接軌的問題。最早提出大清國旗式應該與國際通行旗式接軌的中國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

郭嵩燾在1877年1月赴英就任途中，記載了沿途所見各國旗式，附帶對大清龍旗做了些議論。一是認為三角旗式不合國際慣例，應該改作四方旗;二是指出黃 色乃船上危重病人的信號，不適合作為國旗顏色。結果，其副使劉錫鴻于1878年向朝廷密參一本：“查一朝旗式定自開創之天子，郭嵩燾何人，乃敢以考定為言，所謂他日系指何日？”

直到1888年，在李鴻章等人主持下，才在《北洋海軍章程》中第一次使用“國旗”這個新概念“按西洋各國，有國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別。大致旗 式以長方為貴，斜長次之。同治年總理衙門初定中國旗式，斜幅黃色，中畫飛龍，系為雇船、捕盜而用，并未奏明為萬年國旗。今中國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時與各國交接，自應重訂旗式，以崇體制。應將兵船國旗改為長方式，照舊黃色，中畫青色飛龍。”

有意思的是，這份1888年發布的咨文，卻是一份追認文件。早在1876年出版的一本民間著作中，就已經明確區分了四方“大清國旗”與三角“大清國常用旗”。由此可見，大清政府的許多邁向現代化的官方文件，都是被形勢逼出來的無奈追認，總是事實在前，文件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