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變法 為何大都沒什么好下場？
改革家不可能獨行其是，他必須與當朝君王的關系融洽無間，君王懷大志，改革家抱雄才，正如一個人手里抓著鞘，卻沒有刀，另一個人掌中握著刀，卻沒有鞘，二者型號相應，志趣相投，于是刀鞘合體。
齊桓公與管仲、鄭簡公與子產、魏文侯與爭悝、楚悼王與吳起、秦孝公與商鞅、漢景帝與晁錯、宋神宗與王安石，莫不如此。這種君臣之間捆綁式的合作關系多半還算牢實，問題在于這種合作關系總是受到君王年壽的限制，君王不幸早死，變法者即頓失憑依，立刻裸露于狼群之中，只剩下死路一條，鮮有例外。吳起人死而法滅，是莫大的不幸：王安石人存而政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制定的新法被肢解被廢除，是無限的悲哀;至于商鞅，他是改革家中罕有的成功者，他的改革使秦國日益強大，卻將自己送上了黃泉路，慘遭五馬分尸的酷刑，死無葬身之地。
古代改革家的命運牢牢地攥在君王手中。君臣相得，則言聽計從。君臣相失，則禍自天降。在歷朝歷代的帝王當中，昏君、庸君、暴君的概率高于百分之九十七，雄主、明主、賢主的概率低于百分之三。改革家的命運如何？還用細問嗎？即使是漢景帝劉啟那樣開創過漢朝“文景之治”的明君，一旦吳王劉濞率領東南諸侯王打著“清君側”的幌子聯合叛亂，劍指首都長安，他明知其中藏有詭詐，仍將最欣賞最信任最倚重的“智囊”晁錯當成一根廢柴劈掉。漢景帝打的如意算盤是：雖無法用晁錯的冤頭弭解兵禍，卻可以令叛軍徹底理虧，再也找不到叛亂的借口。晁錯提出削藩大計，為劉姓皇室的長治久安著想，到頭來卻被漢景帝當成豬仔賣掉，那種吊詭、荒誕和凄絕令人揪心，也令人寒心。
古代歷史上的變法維新，短期見效的偶有，曇花一現的居多，具有長效機制的范例罕見，這是為何？一種體制固化僵化之后，改革就不僅僅是破冰之旅，簡直就如同外科醫生給自己動手術，麻醉師是自己，主刀醫師是自己，止血者和縫合者仍是自己，休想指望他人的幫襯和補救。這個難度，比探險家攀登珠穆朗瑪峰極頂只高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