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建立起來的漢王朝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因為，今天的我們都是“漢人”。“漢”作為一個王朝的名字，來源于劉邦。劉邦出身草莽。當秦末農民起義風起云涌之際，劉邦和一幫好友在沛縣起義，響應義軍。強秦覆滅，西楚霸王項羽封劉邦為“漢王”，封地包括漢中、巴、蜀三郡。公元前202年，劉邦正式稱帝，國號“漢”，定都長安，拉開了一個延續了四百年的偉大王朝的序幕。說到“漢”如何偉大，今天的我們擁有許許多多的溢美之詞，比如：文景之治、漢武盛世、孝宣之治、光武中興、明章之治、永元之隆……在四百年中，有那么多的盛世、治世，你能否認這個王朝的偉大嗎？

我當然無意于否認“漢”的偉大。兩千年前的漢代，中華民族正處于歷史的上升期，民族的血液里沸騰著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燃燒著無數光榮與夢想。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是尚武的，漢家衣冠的寬袍廣袖并未束縛住民族血液中野性的呼喚，人們開疆拓土，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直換得萬夷來朝，帝國的軍威似乎無遠弗屆。那個時候的中國人也極富探險精神，他們無畏萬里黃沙，不懼千里鹽澤，僅憑一匹瘦馬、一峰駱駝，便有走遍整個世界，看清整個世界的雄心壯志。

然而，這個時代，我們在華夏民族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漢民族的主體意識形態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黑暗的基因。

思想一統

春秋時期的中國，經歷過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學術昌明、文化鼎盛的黃金時代。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學派也源起于此時，然而，在以后的數百年間，儒家學說并不為統治者所接納，直到漢王朝的建立。

西漢建國之初，漢高祖劉邦的朝堂上就如同一個黑社會流氓的聚會之所，開國的大將功臣們在皇宮里恣意地嬉鬧喝酒，放聲高歌，喝嗨了還會拔劍擊柱以助興。這讓明明擁有九五之尊，實際卻還不如一個黑社會老大的劉邦頗為郁悶。于是，博士叔孫通抓住機會，為劉邦制定了“朝儀”。這讓劉邦第一次真正有了當皇帝的威儀和快感。然而，“朝儀”的出現，卻是中國君君臣臣森嚴的等級尊卑制度的開始。統治者著手思想上的控制起于漢武帝。正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開始，儒家思想逐漸演變成我們這個民族官方指定認可的唯一思想流派。

我無意于證明儒家思想的優劣。但文化的創新有賴于思想的碰撞，再優秀的思想流派一旦成為唯一，便無法與其他思想進行交流、學習，必然走向僵化和沒落。而思想僵化、文化沒落的社會中，本應該富于創造力和思辨能力的人，其思想和精神火花也必然隨之熄滅。

當寬袍廣袖的漢家衣冠逐漸演變成晚清的小腳長辮時，我們或許更應該看到人的精神內核的沒落。

國家主義的模式和實踐

漢王朝是在秦末農民起義的烽煙中建立起來的。統一六國的強秦竟然二世而亡。漢承秦制，但漢初的統治者卻時時刻刻以秦為戒，生怕重蹈強秦覆轍。于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這是一個“小政府、大民生”的國家治理模式。“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當統治者清靜無為，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發展空間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吃苦耐勞的民族具有怎樣驚人的創造力。

漢武帝改變了文景時期“小政府”的治國模式，代之以極為強悍的國家主義。漢武帝為政的半個世紀，也是漢王朝東征西討，戰事不休的半個世紀。

為實現皇帝大權獨攬的夢想，漢武帝所設立的內朝制度，從某種意義上，直接導致了外戚專權，成為兩漢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為應對對外戰爭的巨大開支，由國家壟斷貨幣的鑄造、發行，對重要物資進行平準均輸，實行鹽鐵專賣，甚至強行對個人征收類似于今天的“財產稅”……

國家主義的“大政府”下的民生如何呢？史書的記載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人復相食”。然而，漢武帝畢竟是成功的。漢武帝治下的漢王朝在效法暴秦的道路上走得很遠，盡管以“戶口減半”為代價，卻僥幸躲過了暴秦覆滅的結局，政權成功地移交到了昭帝、宣帝手中。并在昭宣時期重新采用文景時期的治國理念，讓國家得以休養生息。“文景之治”雖然為后世所稱頌，雖然能讓老百姓過上安穩的好日子，但對帝王來說，這屬于“學”而難“習”的范疇，因為，作為集權一身的帝王，往往更想有所作為，想要證明自己手中皇權無遠弗屆，而漢武帝的時代恰恰給后世提供了一個范例。盡管，史書中記錄的帝王們，眾口一詞，似乎都愿意效法“文景”，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我們能看到的，卻是一個又一個成功或失敗的漢武帝。

血腥的政治

兩漢時期政治的血腥程度并不遜色于以后我們所熟知的歷朝歷代，甚至更盛。在后來的朝代中，大屠殺一般在權力非正常更迭之時才會出現，而兩漢時期，血腥的政治屠殺卻伴隨王朝的始終。

漢初，由削藩、巫蠱等大案引發的大殺戮動輒成千上萬。不得不說的是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以皇后衛子夫被逼自盡，衛氏族人被夷滅三族，太子和皇太孫被殺，太子宮被血洗為起點，整個巫蠱之禍持續數年。從長安到各郡各封國，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有史料說數萬人因之喪命，更有記載數十萬人罹難。

漢王朝有一個非常顯著的政治特點，那就是外戚專權，首當其沖的便是呂雉稱制時期的呂氏家族。在呂雉去世后，呂氏家族被屠殺殆盡。這樣的政治屠殺，必定是連襁褓中的嬰孩都不會放過的。史書中的一個“族”字，卻往往是幾十、幾百個家庭，成千上萬人的滅頂之災。

這僅僅是個開端。從漢武帝大量重用外戚，并建立內朝制度開始，便為兩漢王朝埋下了外戚充任大司馬諸將并攬權的隱患。所以，兩漢時期，伴隨新皇登基而來的往往是對先帝外戚的大清洗，這讓整個漢王朝充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也讓我們這個民族的人性光輝變得暗淡。

人命如螻蟻

《古文觀止》里收錄了一篇西漢文章——《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路溫舒名不見經傳，只是漢宣帝時一名廷尉史，這是他給漢宣帝的一份奏章。從這份奏章，我們可以看到西漢之時，司法系統的黑暗。

“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大意是說：酷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樣的口供都可以。囚犯無法忍受痛苦，只能按獄吏的要求捏造自己的罪狀。獄吏還會羅織罪狀、套上罪名，使囚犯的口供看來天衣無縫。這樣形成的案卷，即便是中國的司法鼻祖咎繇聽了，也會覺得這個囚犯死有余辜。正是在這樣的刑獄之下，“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死囚之血，盈滿街市;受刑之人，更加比肩而立到處都是。遇到行刑的日子，都會有數以萬計的人被處死。

漢宣帝看了這篇奏章，也不過是下令讓官吏們在審案時寬仁些，問題并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

今天的我們再來看路溫舒的奏章，難道不應該唏噓感嘆嗎？兩千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的個體權益從來沒有得到過良好的保護，酷刑與冤獄一直伴隨著華夏文明。路溫舒富于人性色彩的呼吁如此微弱，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卻又如此光亮。

我們來自漢朝。如果我們認可自己“漢人”的身份，對存在于兩千多年前的那個偉大王朝心神向往，那就不應該把視角更多地停留在王侯將相的文治武功上，用鐵馬征騎的耀武揚威來衡量時代的成敗得失。我們應該更多地去探索那個時代的歷史真相，去了解那些與我們今天仍舊休戚相關的文化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