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過幾篇關于漢武帝時代頒行的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的文章后，不斷有網友問：你讀過《鹽鐵論》嗎？你知道桑弘羊之問嗎？沒有這些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我們拿什么來“愛國”？于是，我不得不寫作這篇《桑弘羊之死》。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沒有國家的概念，或者說：朕即國家，天下即朕。所謂“愛國”，愛的即是皇帝和朝廷。在這樣的理念之下，滿足皇帝和朝廷一切欲望所需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今天的我們早已經明白，國家不等同于皇帝，不等同于某些組織和利益集團。如果我們把“朕即國家，天下即朕”中的“朕”換作“人民”，那么“人民即國家，天下即人民”;如果我們對個體生命本身抱有最基本的尊重和憐憫，再來看困擾中國兩千多年的“桑弘羊之問”，會發現，這原本是個偽命題。

公元前81年，即漢昭帝始元六年2月，漢王朝召開了一次在中國歷史上極為著名的會議——鹽鐵會議。《漢書.昭帝紀》這樣記錄：“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中國歷史上的鹽鐵專營始于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這一年，漢武帝下令將全國各地的煮鹽、冶鐵全部收歸政府管理，收入用以補充賦稅。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漢武帝又在全國推行均輸、平準法。所謂均輸，即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統購統銷;平準，則相當于物價管制。均輸和平準法的實行，在漢王朝建立起了一個由中央統一管理的國營商業網絡。

漢武帝為政的54年，是一個對外戰爭異常頻繁的時代，史載有用兵的年份就有三十多年。規模浩大的對外戰爭將漢初七十年所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消耗一空。為了繼續打仗，漢武帝必須想方設法將民間的財富收歸己有。于是，在漢武帝時期出現了一大批“聚斂之臣”，桑弘羊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

在漢武帝推行鹽鐵官營時，桑弘羊即參與了政策的制定;頒布平準均輸法時，桑弘羊已是大農丞(財政部長助理);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被漢武帝擢升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農令(財政部長)，從此，掌管漢王朝的財政長達23年。

昭帝時期，霍光輔政，召開鹽鐵會議。這是一次關于國計民生的大辯論，就應不應該繼續施行漢武帝時代的鹽鐵專營，桑弘羊可謂舌戰群儒。

面對儒生們的咄咄逼人，桑弘羊最后拋出了一個困擾中國的千古難題，即所謂桑弘羊之問——如果不執行國營化政策，戰爭的開支從哪里來？國家的財政收入又從哪里得？

所以，漢武帝執政后半段的漢王朝，是一個除了權貴階層之外，整個社會共同貧窮的國家。這樣的社會極其孱弱，完全無法抵御任何自然災害的出現。從公元前115年開始，到漢武帝去世，由于水災、旱災、蝗災的輪番襲擊，《漢書》中人民因為各種災害而大量死亡，甚至“人相食”的記錄，不絕如縷。

再回到桑弘羊困擾中國的千古之問上。其實，我們不妨先問另一個問題：漢武帝執政后半段，導致這一系列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出臺的前提——北擊匈奴的連年戰爭，是否都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是否都是有必要的？

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領5萬精騎出擊匈奴，取得重大勝利，使得匈奴十余年再無南下之力。這一年，漢武帝38歲。以后，直到70歲去世，他從未停止對匈奴的大規模進攻。但這些戰爭，漢軍不是無功而返，就是大敗而歸，從未嘗勝跡。導致匈奴單于在公元前89年甚至給漢武帝寫了一封極其傲慢的信，開列了一份昂貴的清單，以承諾恢復和漢王朝的和親關系。

如果是共赴國難，以舉國之力支持國家抵御外敵固然無可厚非。但公元前119年之后的漢王朝顯然不是這樣，它更像是一部將全體國民、整個國家強行捆綁，卻毫無制動機制的戰車。

鹽鐵會議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便在一場宮廷政變中被霍光以謀反的罪名誅殺。

桑弘羊雖然死了，但他的經濟政策卻頑強地活了下去。鹽鐵會議之后，鹽鐵官營并未取消，僅僅廢黜了酒的官營。漢元帝時，曾罷鹽鐵官，但僅僅三年就恢復。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其實比桑弘羊之問更需要我們解答的問題，也許是：在打造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之后，我們拿什么來約束這臺機器的駕馭者——皇帝，讓他所作所為真正是出于國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出于一己之欲而為所欲為？

這個問題，儒家給不出答案，兩千年的帝制中國也終究沒能找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