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刺字只是傳說 宋朝時刺字技術仍未普及

岳母刺字是在民間流傳已久，且極富教育意義的故事。據(jù)一位先生在電話里談及，說岳飛前妻劉氏改嫁，岳飛的后裔們尚能接受，說沒有岳母刺字，他們就不能接受。其實，單純從感情上講，我又何嘗愿意否認這個至今仍激勵著中國人愛國精神的故事呢？但無奈的是岳飛孫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實編年》中就根本沒有記述此事，《鄂國金佗稡編》卷9《遺事》僅存如下一段記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yǎng)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區(qū)，音問絕隔。先臣日夕求訪，數(shù)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五郎，勉事圣天子，無以老媼為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歸。先臣欣拜且泣，謝不孝。”

由此可見，岳母雖是位普通農婦，卻是深明大義，僅就此段記事而論，也足以令人崇敬。關于岳飛背刺“盡忠報國”四大字的原始記錄，則見于《宋史》卷380《何鑄傳》，乃是在審問岳飛之際：

“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這表明岳飛背上的刺字已是年深月久。上引兩條最原始的記載當然不能提供岳母刺字的證明。從情理上推斷，岳母作為一個普通農婦，一般只怕不認字，而當時的刺字是一項專門的手藝。《水滸傳》第八回說林沖被“刺配遠惡軍州”，“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第十二回說楊志被判刑，也“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表明宋時并非是任何人都有隨便給人刺字的手藝。

即使以古代演義小說或戲曲而論，被編入《全元戲曲》卷11的《岳飛破虜東窗記》，據(jù)編者分析，其中有明人修改的痕跡。其十八出描寫岳飛被周三畏審問時回答：“岳飛若有此事，豈肯自幼‘盡忠報國’四字刺入膚里？”這段話到底是元人戲曲原有的詞句，還是明人人修改者，就難以判斷，但也表明元代戲曲仍可能沿用歷史記載。此后可能是在明朝成化時，姚茂良所撰《精忠記》傳奇的第十六齣描寫同樣劇情，岳飛回答說：“大人在上，岳飛從幼便以‘盡忠報國’四字銘刻于身上，請大人細驗。”

明嘉靖刊本的《大宋中興演義》中也還是沒有岳母刺字的故事，小說卷1只是說岳飛在“靖康間，見胡馬縱橫，宋兵畏縮，鄉(xiāng)中好漢皆來就他入山為寇。飛謂之曰：‘大丈夫不著名于史冊，而為鼠竊狗盜，偷生于世，可乎？’乃令人于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小說卷7說：“岳飛取供狀罷，復將衣裳裂開，轉過脊背，與周三畏看，有舊刺下‘盡忠報國’四大黑字，深入皮膚”。

明末馮夢龍撰《精忠旗》傳奇，其第二折“岳侯涅背”則編撰了岳飛請張憲刺背的故事，今摘錄如下。生(岳飛)說：“張憲，你把刀來，在我背上深深刻‘盡忠報國’四字。”生“解袍露背介”，末(張憲)說：“怕老爺疼痛。”“生大怒介”，說：“唉，我岳飛死且不懼，怕甚么疼痛！”末說：“既如此，小人大膽動手了！”“作刻介”，末說：“刻完了。”生說：“與我以墨涅之。”“末應涅介，外(蒼頭)與生穿衣”，末說：“老爺固然立志報國，何苦忍此疼痛？”生說：“張憲，如今為臣子者，都則面前媚主，背后忘君，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喚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顧。”看來，作者是深感于明末“文臣愛錢，武臣惜死”，而作此針砭。

以上數(shù)例反映在元明時代，大致還沒有岳母刺字的故事流傳。幾處演義小說和戲曲都將何鑄改成周三畏，當時大理卿周三畏確是此次冤獄的副主審官，按前引《宋史何鑄傳》的敘述，是可能在審訊時，也見到岳飛的背上刺字。至于說周三畏反對冤獄，又與史實不符，筆者已另外撰文《岳飛冤獄與周三畏其人》，見《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唯有《精忠旗》仍然忠于史實，說是何鑄和李若樸反對冤獄。

《如是觀傳奇》為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抄本，其作者一說是張心其，另一說是明末吳玉虹，被杜穎陶先生編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版的《岳飛故事戲曲說唱集》中。此傳奇中出現(xiàn)了岳母刺字的情節(jié)。其第九出有岳母說唱道：“起來！我將‘精忠報國’刺入你皮膚了！你當日夜牢記，念君奮力把胡酋退，念親及早把捷書寄。”此處已將“盡忠報國”訛為“精忠報國”。

《唐門岳氏宗譜》一書是在清“光緒丁酉”(二十三年，公元1897)刊行，此書卷2有彰德府推官張應登“節(jié)錄”《忠武王傳》。張應登據(jù)同書卷1《增建精忠廟九公祠議》(湯陰王廟)，為明朝“萬歷戊子(十六年，公元1588)，彰德府司理內江張應登”。據(jù)清《河南通志》卷32和《四川通志》卷9，他是四川內江人，字玉車。在《忠武王傳》前的“玉車張氏曰”中說：“惟《金佗粹(稡)編》載章尚書穎所進傳，詳記后先，綜緝王生平忠孝、戰(zhàn)伐、勛勞，以至被冤受禍首尾，條貫爛然較著。蓋章尚書原本于亦齋先生《行實編年》，而傳之者其詳且實，宜也因取而裁之。”張應登說明他的節(jié)錄取材于章穎《岳飛傳》，而章穎《岳飛傳》又是依據(jù)岳珂的《鄂王行實編年》。張應登所編的《忠武王傳》中有一段岳母刺字的記錄：“飛至孝，靖康初，始見高宗，母涅其背曰：‘盡忠報國。’既而飛留妻養(yǎng)母，從高宗渡河。”錢汝雯編《宋岳鄂王年譜》卷1引《唐門宗譜》的文字稍異：“王至孝，靖康初，始見高宗。母涅其背曰：‘盡忠報國。’趣之行，遂從高宗渡河。”對照《鄂國金佗續(xù)編》卷19章穎《鄂王傳》，同樣部位的文字如下：

“初，飛從戎，留妻養(yǎng)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面河北淪陷，音問隔絕。飛遣人訪求，數(shù)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飛，勉事圣天子，無以老媼為念也。’飛乃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后歸。”

此段確是依據(jù)前引《鄂王行實編年》改寫的。根本沒有岳母刺字的記錄。是否是張應登節(jié)錄自章穎岳飛傳的另一版本呢？筆者個人編《鄂國金佗續(xù)編》的章穎《鄂王傳》校注，是使用了《鄂國金佗續(xù)編》的《鄂王傳》、《宋朝南渡十將傳》、《皇宋中興四將傳》等版本，均無岳母刺字的記錄。我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中，撰有《從南宋官私史書中的岳飛傳到〈宋史岳飛傳〉》一篇，曾另作考證，證明元人編修《宋史》卷365《岳飛傳》，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而《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大致是章穎《岳飛傳》，即上引《鄂王傳》的縮寫。

其中比章穎《岳飛傳》增加了何鑄審訊時，岳飛露出背部刺“盡忠報國”四字的內容，這應是南宋史官修《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時，依據(jù)何鑄子孫上報的行狀、墓志之類而增補者。但《宋史》卷365《岳飛傳》亦無岳母刺字的記錄。正可間接證明章穎《岳飛傳》確無岳母刺字的情節(jié)。張應登《忠武王傳》增加岳母刺字的記錄，言之無據(jù)。這無非是兩種情況，一是張應登據(jù)當時的民間傳說增飾，二是張應登原著并無此段記述，而是在清光緒年間《唐門岳氏宗譜》成書時篡改增飾者。因為《唐門岳氏宗譜》一書偽造成份確實甚多。例如岳雷分明是流放時死于嶺南，而此書卷2《紹忠侯雷公傳》卻說他在宋孝宗時從嶺南北還。又如我曾在《岳飛后裔考略》一文中考證，《唐門岳氏宗譜》對謝應芳《龜巢稿》卷18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的《跋岳氏族譜》的文字，作了明顯的篡改。故此書雖刊登張應登《忠武王傳》的文字，不一定就是原文。

清初錢彩的《說岳全傳》，在第二十二回“刺精忠岳母訓子”中，也編寫了岳母刺字的故事，說岳飛“就將衣服脫下半邊。安人取筆，先在岳飛背上正脊之中寫了‘精忠報國’四字，然后將繡花針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見岳飛的肉一聳，安人道：‘我兒痛么？’岳飛道：‘母親刺也不曾刺，怎么問孩兒痛不痛？’安人流淚道：‘我兒！你恐怕做娘的手軟，故說不痛。’就咬著牙根而刺。刺完，將醋墨涂上了，便永遠不退色的了”。小說在第六十回“勘冤獄周三畏掛冠”中反而刪除了岳飛在被審訊時，袒示背部四字的真事。從此之后，岳母刺字的故事遂成定型，而岳飛背刺四字也訛為“精忠報國”，并且長久以來，以訛傳訛，近乎弄假成真。

由此可見，岳母刺字的傳說大致流傳了約四百年，在此之前，并無此種傳說。可驚嘆者，是一位號稱“史學家”的先生在《文匯讀書周報》回駁我的批評說：“至于梁紅玉、岳母刺字全不見于宋代史籍，請王先生再讀《宋史》。”我后來說他的“學風十分浮躁，習慣于不讀書，不懂裝懂，信口亂說”，此為一例。把傳說訛為歷史，如果是沒有史學修養(yǎng)者，尚有可說，而一位號稱“史學家”的先生出此奇語，人們不禁產生疑問，他到底對現(xiàn)代史學算得上入門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