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

當這句話以字正腔圓的京字京韻，從一個年老的駐防旗人的口中發(fā)出來時，坐在學堂里的大多數福建學生的反應是將其當成一個笑話，此時已經是1905年，帝國的立憲改革已經推行了3年之久，盡管朝廷設定的教育大計仍然以忠君為本，但大多數19世紀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時事風潮，便不難將自己定位為新時代的“國民”，對這些新晉“國民”來說，在第一堂“官話課”里聽到的第一句講詞竟然是“主子”、“奴才”這些陳詞濫調，自然會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證明，這件事一點也不好笑：一個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對這種教授方法，“便捉將官里去了”——這毫無疑問是一個警告，告誡那些膽敢藐視朝廷設立的“官話課”的人將會遭到怎樣的下場。

設立“官話課”，實際上是晚清少數朝廷和民間能夠達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對一個人心渙散、搖搖欲墜的帝國來說，統(tǒng)一的語言理應是一種很好的黏合劑，就像1903年張百熙和張之洞在《奏定學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樣：“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關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話的熱切擁護者，他把他對推行官話的滿腔熱忱都寫在他創(chuàng)辦的《中國白話報》的發(fā)刊詞里。

20世紀初的中國正沉溺于一種在后來被稱為“國語運動”的熱潮之中，而福建學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話課”則成為了這場熱潮中的一盆涼水。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因為這位旗人的教書方法陳腐老套，更是因為它喚起了一段湮沒已久的不愉快的記憶。對帝國來說，這段記憶是它永遠正確不敗的榮光背后一抹失敗的陰影，而對那些腦海深處仍然殘存著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眾來說，它是一個笑話。

皇帝的旨意：推廣“官話”

“君心難測”，1728年9月5日，當36歲的許松佶跪在階下等待皇帝問話時，心頭也許會掠過這四個字。這是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進京面圣，許并非科舉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隨父親出門在外，為各省地方官員充當幕賓和吏胥。

按照帝國銓選官員的一般政治規(guī)則，像許松佶這種由吏胥進入仕途的出身被稱為“不入流”，往往受到輕視。但從御案上方俯視他的那雙眼睛，卻恰恰屬于一位不愿循規(guī)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許的短板恰恰成為了長處。在寫著許松佶生平履歷的引見單上，皇帝對他做出的綜合評價是“中上”，他稱贊許“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對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評語，卻是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將“不似福建人”作為一種好評可能出于兩大原因：南海海盜肆虐，侵擾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見許松佶的第三天，他還為海賊盜首黃萬日行劫海上一案龍心震怒;另一方面，則是福建本地鄉(xiāng)音，對深居宮中的皇帝來說，猶如群鴉亂噪，不知所云。因此許松佶雖是福建人卻因為胥吏身份輾轉數省失去福建特性這一點，才讓皇帝倍加贊賞。所以，在稱贊許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評語后面，皇帝接著寫道：“言語亦清楚”。

許松佶當然不知道皇帝對他的評語，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龍顏一樣，他更不知道這次引見竟會引發(fā)一場波及福建、廣東兩省的政治運動。許松佶被引見四天后，皇帝突然頒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諭，在諭旨里，皇帝首先指出對一名有著“蒞民之責”的官員，“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后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務，而辦理無誤”，但是皇帝在引見大小臣工陳奏履歷之時，卻發(fā)現“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系鄉(xiāng)音，不可通曉”——這顯然是對許松佶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語言所做出的回應。皇帝更進一步指出，倘使再把這些滿口鄉(xiāng)音的閩粵官員委派他省任職為官，“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