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祖親水，世界上四個獨立起源的古代文明，都誕生在河邊。北非尼羅河畔的古埃及始建于公元前32世紀，公元前343年被波斯帝國所滅。南亞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產生于公元前3300年，1600年后，被雅利安蠻族埋葬。

西亞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下游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起始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729年，亞述帝國摧毀了那里的巴比倫王國。如今，生活在三地的已非原住民，均是外來戶，地下的考古發現與地上文化格格不入。

唯一存活的智慧老根在黃河流域。最可靠的證據是什么？文字，是靈魂深處的民族記憶。同文同種，文化骨血，想離都離不開。

從甲骨文、金文一路走來，漢字長成了如今的模樣，基因未變。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有簡繁、文白差別，但沒有天懸地隔的差別。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每個強勢民族都有“文化軸心時代”，在一段比較集中的時間內，突然地、大密度地生成了原創的基本文化體系。

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問題提出了獨到看法，經過兩三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的主要精神財富。

世界一直靠軸心思考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重新燃起火焰，迸發出很多再生題目。雅斯貝爾斯在《大哲學家》一書中把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與耶穌并列為“思想范式的創造者”，又把老子列入“原創性形而上學家”。

在先秦時期，諸子相互碰撞使一家之言更周延了，百家相互補充使文化全局更完善了，原型譜系固化為閉環系統，文化核聚變使民族能量成為長久的“集體無意識”，華人按照自己的習慣想事、說事與做事，只有與洋人深度相處才會發現差別。

在先秦諸學中，儒、道、法最顯眼，道家對精英文化影響大，法家對政治文化影響大，而儒家的影響是全面的。《中國儒學導論》里說：“‘儒’的問題于中國文化之說不盡，也許就因為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原始問題’。”這個判斷只對儒家有效嗎？

恐怕可以用于百家之說。在中國歷史上，蒙古族與滿族都曾非常強大，但都沒出現過文化井噴時期，未經軸心洗禮，后世的成長資源就不充分。

美國作家哈羅蘭姆稱成吉思汗為“人類帝王”。何以有這么夸張的評價？這位蒙古領袖進行了60多次戰爭，除十三翼之戰因實力懸殊主動撤退外，無一敗績。

他們占領了中國、印度北部、朝鮮半島、中亞細亞全域、俄羅斯大半、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南部，造成了日耳曼民族大遷移。成吉思汗要讓青草覆蓋的地方都成為自己的牧場，他有一句名言：“裝得下，世界就是你的！”

毛澤東對此做了結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光會打仗怎么可能長治久安？文治武功缺—不可。武力不強會被打敗，文力不強不打自敗。

武裝是暫時的外力，文化是長久的內力。國家強盛靠武力，國家永久強盛靠文力。國學乃國家之學，缺乏想象力，難免沉悶，“新國學”該朝前摸索，應有未來張力，要推崇科學猜想，錯了可以證偽，未必比證明價值小。

《國粹學報》上寫道：“國有學，則雖亡而復興;國無學，則一亡而永亡。”章太炎先生看后大加贊賞。國學真是國家命底嗎？

漢民族曾被滿蒙征服過，國家滅了，國學活著，蟄伏下來，進入冬眠期，保持著蘇醒的抗體。渴飲刀頭血，困臥馬鞍橋，延續民族香火，少不了英雄主義。

中國精神有剛性，更有韌性。不傻拼，不蠻干，不必爭一時之長短，忍者不急，多使暗勁，沉默是金，為而不爭，避實就虛，韜光養晦，悄悄做強自己。

好漢不吃眼前虧，伺機東山再起，躲過當下厄運，重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的學生說這是“好死不如賴活著”，他的理解錯了，以柔克剛不是怯弱，而是另類堅強。漢文化是生命文化，能與各種惡劣條件纏斗。中國精神不死，中國就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