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官員們的黑色收入，除了歷朝歷代都免不了的下級向上級打點，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貪污國家款項這種普遍性貪腐外，還有一些見諸正史和筆記的向民間直接撈錢的方式，堪稱從蚊子腹內刳油，令人嘆為觀止。每個天下洶洶，民處倒懸的亂世，其內外因雖各有不同，有一點卻是共通的，那就是官員的集體貪腐。

眾所周知，大明締造者朱元璋平生最看不得官員貪污，而他又給官員們設定了低得可憐的工資。在他身后，他的子孫們通過變通的方式，給大小官員增加了許多額外收入，這些收入往往被籠統地稱為陋規，處于半合法地位，其數額常常是工資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按理，官員們的日子應該很好過了，但人是不知滿足的動物，更何況每逢改朝換代之時，約束人心與行為的道德倫理，往往會被及時行樂的欲望所擊潰。當“千里做官只為財”、“紗帽下面無窮漢”之類的理念成為官場上下奉行的人生準則時，即便朱元璋重生，恐怕對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吏治也會束手無策。晚明官員們的黑色收入，除了歷朝歷代都免不了的下級向上級打點，以及利用工作之便貪污國家款項這種普遍性貪腐外，還有一些見諸正史和筆記的向民間直接撈錢的方式，堪稱從蚊子腹內刳油，令人嘆為觀止。

帝國的官員是呈金字塔結構的，處于中上端的中高級官員，并不直接與民間打交道，習慣上稱為治官之官，即管理官員的官員。他們的貪腐大約有兩個途徑：其一，直接從他們掌控的國家資源中“化公為私”;其二，他們掌握著下面官員的升遷獎懲，下級自然免不了要向他們行賄。至于金字塔下端的低級官員及吏胥，他們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稱為“牧民之官”。他們的貪腐途徑也有兩條，其一，和中高級官員一樣，直接從掌控的國家資源中侵吞;其二，通過種種方法，從老百姓身上巧取豪奪。這些官員為了從老百姓那里攫取錢財，其手段之下作，心腸之毒辣，名目之荒謬，都讓人大開眼界。

驛站的設立，在古代由來已久。明朝驛站的維護和運行，都由民戶按田糧的多寡來負擔。明初對官員免費使用驛站有嚴格的規定，加上吏治甚嚴，幾乎沒有官員膽敢以身試法，驛戶們的日子還算勉強過得去。但到了百患叢生的晚明，許多根本沒有資格享受驛站的官員甚至家屬，紛紛染指。他們免費享受驛站服務之余，還把驛站當成了發財的對象。首先，利用驛站的免費運輸，除了運送自己的行李外，還給其他商家承運物資。故每有官員過驛，則出現“轎或一二十乘，扛或八九十抬，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者用馬四五十匹，民財既竭，民用亦疲”的局面。

其次，當時的官員已不喜歡或不會騎馬了，一般出行都是坐轎子。坐了轎子之后，卻要向驛站收取“馬干銀”——意思是我沒騎你的馬，你得把那筆省出來的錢給我。偶爾有官員騎馬，則要向驛站收取“惜馬錢”，一旦驛站不交納這筆千奇百怪的費用，官員們就會想盡辦法折磨周遭農民提供的馬匹，要么割馬耳，要么斷馬尾，甚至把馬折磨死。到驛站當差，為來往官員免費服務，這在古代中國屬徭役的一部分。而在諸多徭役中，驛站則是為害最烈者，以致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感嘆，如此勒索的結果是使得大多數地方的驛傳“十夫九逃，十馬九缺”。

中央政府的太仆寺，也不直接養馬，而是把國家的馬匹分散到老百姓家中寄養。按明初的規定，凡是為政府代養馬匹的馬戶，國家要半免或全免其賦稅，并劃給相應的草場，但后來也成了一紙空文。晚明時期，養馬戶也只剩下了義務而沒有絲毫的權利。更要命的是，凡馬戶代養的馬匹及所生馬駒，以及國家臨時交付寄養的馬匹，一旦死亡，馬戶須無條件賠償。太仆寺及其下屬機構的官員們，負責為這些馬匹進行印烙和點驗——顯然，國家法律給予了他們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據當時的文獻記載，“養馬之費什一，為馬而費者恒什九”，如果養馬本身需要10兩銀子，那么為了讓馬通過驗收而向官員行賄的錢至少得90兩。也就是說，晚明時期馬戶的負擔，相當于朱元璋時期的10倍。驛傳和馬政的主要壓榨對象是農民，而沒有土地的市民也不見得輕松。

“火甲”是一種由城市民眾負擔的負責消防和治安的差役。每座城市每天必須有數人輪值，自備鑼鼓燈籠等物，選出一名總甲，在其帶領下沿街巡邏，負責夜間的治安和消防等事宜，約略相當于今天的聯防隊。不過，這實際上乃不折不扣的苦差事。首先，政府需要采買各種物品，一般都要打到這些更夫身上，稱之為“紙筆燈燭錢”。在南北兩京，夜間巡邏的錦衣衛每晚的夜宵，也由更夫們負責提供，若招待不周，非打即罵，“害甚于資，貧民苦之”。而一旦遇到命案，長時間不結案，總甲交不了差，只得求爺爺告奶奶地奔走于各個衙門，又免不了得上下使錢。

然而與“鋪行”相比，“火甲”的痛苦還算輕得多了。按明初規定，全國的商戶都有向政府提供各種物品的義務。當然，商戶向政府供貨，政府也必須付費。具體做法是，一個地方的商戶，按規模分為各種等級，或一年一輪，或一月一輪，輪番充任當行買辦——替國家采購。在今天，這是一項很有油水的差事，不過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商戶們無不將其視為畏途。

首先是需要通過當行買辦采購物資的政府各部門，以及為皇室提供服務的內廷，幾乎都采取先由當行買辦按政府提供的清單購買交付，以后再結賬的方式——但所謂的結賬，運氣好的商戶，拖上三五年，或許會得到一半或1/3的貨款;運氣不好的話，就可能成為一筆壞賬，自掏腰包替政府買單。其次，更令商戶頭痛的是，即便你一開始就不準備把貨款收回來，事情也沒這么簡單——送交政府的物資，公務員們還得進行一番裝模作樣的驗收。一旦沒有行賄，再上等的商品也會被判定為“不中程”，即不合格。一旦判為不合格，商品原物退回還是其次，重要的是，商戶輕則會遭一頓暴打，重則被扔進大牢。在有資格向民間征調物資的各部門中，最為狠毒的當推皇帝身邊的工作人員——內廷太監。

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敲詐之下，一旦不幸輪值出任當行買辦，也就離家破人亡不遠了。為此，大學士高拱在給皇上的奏折中感慨地寫道：“有素稱數萬之家而至于賣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毀一空者，有潛身于此復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轉徙溝壑者，有喪家無歸號苦于道者，有剃發為僧者，有計無所出自縊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復有矣。”雖然高層已意識到了這種敲骨吸髓的盤剝對民眾的巨大傷害，但終明一代，這些弊病不但沒有根除，反而隨著這個王朝末日的臨近而更加喪心病狂。

可見，第一，在被竭澤而漁的民眾眼里，如果國家不再是儒家所教導的圣天子治下的王道樂土，而是一個個面目可憎，語言刁橫，鷺鷥腿上劈精肉的官員，當國家危難之際，你還敢指望民眾共赴國難嗎？第二，官員們雖然名義上是公仆，是皇上親自選定的“民之父母”，但當末世來臨，他們的最大功用就是使民眾對這個國家更快地喪失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