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衛所制 奠定明朝的強盛 同時毀滅了明朝

設立及軍戶制度

元朝戶部尚書張昶最早提出衛所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全國的各軍事要地，設立軍衛。 一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 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于五軍都督府，亦隸屬于兵部，有事調發從征，無事則還歸衛所。此法的實行，須有一套能保障軍隊數目的戶籍制度配合，來維持衛所制的運行。

明代的衛所兵制，實乃吸取中國歷史屯田經驗，是一種寓兵于農， 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朱元璋說：“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軍戶即戶籍種類屬軍籍之戶，初期的來源有二，一是元代原本的軍戶，二是現役軍人之戶，這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軍戶為世襲，且管理頗嚴格，除籍十分困難，大致上除非丁盡戶絕、家中有人成為高官或是皇帝敕免，是無法除軍籍的。盡管如此，日久軍戶仍日漸減少，龐尚鵬主張：“清查隱占，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為目前急務”，[6] 因此後來有使因犯罪而充軍者入軍籍之方法，被稱作恩軍或長生軍。

軍戶的負擔及軍人的生活

軍戶的主要的義務，便是出一丁男赴衛所當兵，稱作正軍，其他的子弟稱作馀丁或軍馀，正軍赴衛所，至少要有一名馀丁隨行，以助其生活，由于軍戶負擔沉重，故多給有田地，且正軍免全部差役，而在營馀丁及原籍下的一丁亦可免差役，以保障其生活并供給正軍之生活。如影響所有民間秘密宗教的羅教創始人羅思孚，本是一名戍軍，後來找人頂替之後，才離開軍伍。

軍丁的分發地點，多以距離原籍地遙遠且分散的方式，以防止逃兵，但長途的跋涉加上水土不服，給役卒帶來不少痛苦。正軍服役于衛所，必須帶妻同行，以安定生活并生兒育女，每一軍人有房屋、田地，每月有固定的月糧，但實際情形則常分配不足，行軍時則發給口糧，衣裝則須自備，武器則由國家以工匠生產。軍士在營，分成守備和屯田二部分，比例不定，按時輪流，屯田固定上交糧食，以供給守備軍及官吏，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衛所官侵占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之事，已經常發生， 這個目標漸難以達到。

一般正軍身死，即以戶中壯丁補充，但由于軍人生活困苦，逃兵甚多，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至洪武三年十一月，逃亡者計47986人， 因此有“根補”、“勾補”等方法。根補即抓回逃軍，勾補則由其戶中以丁補，但此舉既擾民又擾官，亦有軍官藉此貪污，迫害人民，使鄉里間痛苦不堪。而且逃兵有增無減。

正統三年(1438年)，逃亡官軍竟達1633664人 這時開始有募兵之舉。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書王瓊上疏：“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計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

嘉靖八年，桂萼公布天下兵籍，僅有兵士九十七萬。軍士的逃亡，除生活上的因素外，與其社會位的低落亦有關，明初因需要武力，故較重視軍人，其後承平日久，武力不再重要，軍人地位就大為降低，加上以罪犯充軍，使的軍人的形象更為低下。嘉靖年間，有些衛所逃亡軍士達到在籍軍士70%左右。至16世紀初，一些衛所的逃亡軍士已達其總數的80%，許多邊地駐軍只剩下一半。

嘉靖時期，邊患嚴重，急需兵力，朝廷改采募兵制。募兵不同于衛所軍，不世襲，來去相對自由。但由于募兵制破壞了早期衛守制“兵帥分離”的構想，內閣必須將兵權下放于將領，明朝無法完全掌控兵權，尤以戚繼光的“戚家軍”更為有名，中央集權逐漸轉變成為個別軍官所擁有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