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銖”錢的通用是當時社會穩定的象征

“治亂盡五銖”

秦代的“半兩錢”并沒有推行多久，秦朝就覆滅了。一枚半兩錢就等于是半兩（即十二銖）銀，這是一般等價物的在中國的早期雛形，與先前的貝幣、布幣與刀幣相比，這是歷史上一次極大的進步。不但開創了銅鑄面值幣與貴重金屬等價的原則，更統一了全國的貨幣流動，促進了中原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共同繁榮，所以說，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前面說過，半兩等于十二銖。秦滅之后，漢代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物價回落，國庫充盈。尤其到了漢武帝時期，糧倉里的米多到爛掉，金庫里的銅錢多到腐爛成銅球，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盡管當時“半兩”還在沿用，但明顯由于當時通貨萎縮，“半兩”已經成了“大票子”，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漢武帝下令：回收半兩錢，重鑄“五銖”——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沿用了七百余年的“五銖錢”，它見證了從文景之治、王莽篡政、三國演義、兩晉之亂直至風云突變的十六國時期，堪稱中國古代史中亂世與治世的見證者。

（圖）“五銖”錢

單論錢幣的重量而言，半兩與五銖差不多。但若從一般等價物的角度來看，“五銖”只相當于“半兩”一半還不到的兌換量。可見漢代以農商為主體的經濟已經達到高度繁榮的地步。而這無疑與漢代及其后來統治者科學、積極的民族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沿襲秦代大一統格局，漢代統治者開始將大量的經歷放到了邊疆、民族事務上。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漢朝君主采取三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一為和親，即將宗室女、宮女嫁于少數民族首領，使得民族問題變為家庭問題，少數民族首領“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這大大促進了邊疆的穩定與發展；二為遣使，以張騫、蘇武為代表的使臣，前往少數民族地區談判，主要目的是闡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力圖促進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的互市與文化交流，譬如采取“開放關市”的形式，實現中原與邊疆的經濟交往，“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的結果，既是中原統治者所期望的，也是邊疆少數民族首領愿意看到的局面。

另外一種就是戰爭，對于危害邊疆穩定，騷擾邊關的部分少數民族部落，漢朝統治者采取了“集中打擊，有效震懾”的策略。譬如“北擊匈奴”戰役中涌現出的名將霍去病、霍光、班超、李廣等人，成為中外戰爭史上的名將。在西方軍事史上，這些“抗匈名將”與屋大維、盧庫魯斯等人齊名。而且，匈奴太子金日磾還以俘虜之身，在漢朝做到了托孤大臣，《漢書》以“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后嗣，世名忠孝”十六字蓋棺論定，開創了少數民族人士擔任“中央高級干部”的先例。

（圖）“五銖”錢

綜合來看，自漢以后至唐六百余年中，中原統治者對于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是對漢朝政策的延續。大體不過三件事：和親、遣使與戰爭。但總體來看，依然是寬厚為主。譬如諸葛亮“七擒孟獲”這一傳奇故事就證明了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政策下，晉代繼承了漢代的政策，陸續提拔少數民族首領進入中央中樞，譬如擁戴司馬睿登基的“十臣”中，慕容廆、段匹磾等鮮卑族首領就占了七席。

由于這樣緊密的聯系與互動，及至南北朝、十六國時期，匈奴、鮮卑、羯締、羌與氐等五大北方游牧民族開始陸續進入中原，甚至開始建立屬于自己的地方政權——這構成了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先河。比起春秋戰國時期的“胡服騎射”來說，這已經是從量到質的飛越了。

在這幾百年里，“五銖”實際上是通用貨幣。無論是大一統的“治世”漢晉，還是逐鹿中原的“亂世”三國十六國，從江南到漠北，“五銖”一直在通用。這反映了在民族大融合的七百年里經濟指標相對穩定的局面。

（圖）“漢興錢”正反面

后世史家時常抨擊以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為主的“十六國”之亂，我們必須承認，“十六國”時期雖然戰爭不斷，但后趙的“勸課農桑誠有道”成為了后世的施政樣板，前燕興起邊境貿易，使得首都姑臧成為了“河西文化”發源地，而成漢王朝頒布的“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造福了一方百姓，而漢王李興敏銳發現后期“五銖”所帶來濫發貨幣的危害，改鑄的“漢興錢”替換五銖，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錢。試問沒有這樣的耕耘、積累，何來數百年之后的“開元盛世”？

從“漢五銖”到“北魏五銖”，這枚印刻著漢篆的錢幣歷經了多次王朝更迭與地方政權的易主，但它一直在發行、沿用，見證了中國少數民族歷時數百年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成為了這七百年里中國民族融合、民族發展與民族進步的唯一見證者。

但在其后的初唐，“五銖”卻被唐高祖廢止，乃是因為它流通時間太長，造成了中國歷史第一次災難性的幣制混亂——甚至有些人將五銖“剪邊”，作為“兩銖”來使用，嚴重動搖了中央政府的貨幣信用與金融秩序。因此，宋人用“治亂盡五銖”來概括“五銖”所反映的歷史變革，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