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保持了龐大的軍旅。這種軍旅，用于宿衛宗周的有六師，稱為“西六師”;在成周鎮懾東方諸侯的有八師，稱為“成周八師”。共十四師，達三萬五千人。分封的諸侯國，都有一定的武裝力量。大國一般不超過三軍，小國也有一軍。

諸侯國的軍隊，周王都能調遣，實際上也屬于整個周王朝武裝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軍隊，名義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揮和調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親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親自出征，則指派重要的卿士統率中軍，作為全軍的指揮者。

軍隊的組成，以戰車為單位，一輛戰車謂之一乘。各級軍官，由地位與之相應的貴族擔任。最基層的甲士，則由最低級的貴族和平民充任。奴隸則在軍隊中服雜役。

軍隊是西周國家政權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負對內鎮壓異己、守衛疆土，對外征伐和擴張的職能。西周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與商代一樣仍然稱師，西周金文和《詩經》等文獻中屢有提及。《周禮·地官·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按此，在師之下尚有旅、卒、兩、伍等編制單位。與此相應的軍事將領按《尚書·牧誓》所說有師氏、亞、旅、千夫長、百夫長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質疑》一文中說：“師氏見于彝銘者乃武職，在王之近側，是則師氏之名取諸師戍也”。

西周軍隊的統帥是周王，他經常率領軍隊親自出征，《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的詩句以及屢見于史書的昭王南征的事跡即其例子。西周軍隊的各種主要軍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銘文記載：“東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師、殷八師征東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為西六師和殷八師的統帥。師克盨銘云：“則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衛部隊統帥的例子。首先表現在出現了一些比較銳利的農具，當時一些有關農事的詩篇，都是說用比較鋒利的耜在“南畝”中開展耕作。這些專用農具都是比較鋒利的，當是金屬制造的。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鐵制農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時期，盛行耦耕，即二人為一組，合力而耕。這樣，既較省力，動作又快，當是耕作方法的一個進步。

金屬農具的應用和耦耕的推廣，使開墾荒地的規模越來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詩句，反映了成千上萬的人大規模耦耕的景象。

當時人們不僅能進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綠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間耨鋤的荼寥和雜草漚作綠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長得更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對防治蟲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術的進步，西周時期的農作物，如稻、粱、粟、麥、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屬，品種和產量都有了增加。《詩經》里保存著一些喜慶豐收的詩句。

耕作井田的農夫，仍然籠統地稱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人。這些耕作的人都以夫計，周王在分封諸侯和賞賜臣下時，是把這種耕作的人成批地作為物品賜予的。

屬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規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國中”當然要小得多。為他們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這些“公子”的邑里。這些“庶民”，長年在田間勞作，到秋收完畢，才能與妻兒一同過冬。在過冬時，他們還要為“公子”田獵，剝制獸皮，釀造春酒，收藏冰塊以及從事其他各種勞役。他們的妻女同樣是“公子”的仆人，要為“公子”進行采桑、養蠶、織帛、縫制衣裳等勞作。

一般貴族，除了按等級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擔任比較重要的官職的，還要在“國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祿”，即按職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為俸祿。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繳納貢稅，而貢稅的征收，大致是收獲量的十分之一。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貴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經王室或公室的特許，是不得隨意買賣轉讓，即“田里不鬻”，因而稱為“公田”。

西周時期也有不少的自耕農民。他們多數是各級貴族的疏遠宗族成員，大都在所屬宗子的居邑附近，擁有一小塊耕地，過著比較獨立的經濟生活。但是他們也要向宗子繳納一定的貢物和服一定的勞役，對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們也被稱為“庶人”，或者“小人”。還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隸，逐漸脫離了貴族的羈絆，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業由貴族國家壟斷，在較大的都邑中都出現了市場，有管理市場的“質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較珍貴的“寶貨”和兵器、牛馬、絲帛等各種物資外，還有奴隸。奴隸的價格，據銘文所記，五名奴隸才值“匹馬束絲”。

在商業交換中，主要的貨幣仍是以朋為計算單位的貝。銅也被用作交換手段。銅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商品，同時擔負著貨幣的職能，后來就發展為鑄造銅幣。

民間的貿易活動，也在城邑內外展開，但一般數量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換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貿絲”的詩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業產品相交換的情景。

青銅農具使用比商代更為廣泛，排水與引水技術掌握較好，農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種植。手工業部門多，分工比商代更細，有“百工”之稱，商業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國”與“都”中，出現了更大的市場。

西周時期，商業發達，有專門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海貝、海蚌和占卜用的龜甲等，往往都是從遠方貢獻和交換來的。海貝當時也作為貨幣，以朋為單位計算。舟船和馬車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西周繼續商代的傳統，使用貝幣，單位為朋。金文常記用貝作為賞賜，最高數額為百朋，只出現四次。這和《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的記載相同。朋數比商代所見為多。

金(銅)作為貨幣，也較商代更為流行。金文常見以金為賞賜，其單位為鋝;還有罰金，數額多的達到三百鋝;曶鼎記贖五人，用百鋝。鋝是重量單位，相當六兩，另一說相當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銖。西周中期以下的金文，出現有土地轉讓的事例，有的是交易或互換，有的是賠償。前者如衛盉所記，矩伯以田為代價，從裘衛那里兩次交換禮玉和皮幣，交換以貝朋為價值尺度，田價分別為八朋一田和六朋多一田;或如五祀衛鼎所載，裘衛以五田換取邦君厲的四田。所謂“田”，均指百畝的一夫之田。后者如散氏盤所述，王因為攻擊了散氏，被迫割讓一部分土地給散。

為了取得土地轉讓的法律效力，交易者有時要向執政大臣報告，如裘衛的兩次交易，都得到大臣們的允可;有時采取析券的形式;有時采取立誓的形式。土地轉讓時必須由雙方人員到場。大量有關土地，稱為“履”。確定了的地界，用封樹的方法作出表識，加以記錄，有時還要繪成地圖。轉讓的契券，雙方分別保存，并將副本上交官府收藏，以備查考。這種土地轉讓，尚未具備完全自由買賣的性質，但可視為后世買賣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