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文化科學異常活躍，對外交流意義重大。漢朝進一步奠定了漢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漢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為當時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東亞地區(qū)的社會主流文化。到現(xiàn)今，“漢人”仍為多數(shù)中國人的自稱，而華夏族逐漸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名為“漢字”，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幾千年的統(tǒng)治思想，并且最早開始在京師長安設太學，并且開始儒學中的經(jīng)學，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生一度多達三萬。漢明帝時期，佛教東渡首次來到中國，在洛陽營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廟洛陽白馬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教經(jīng)典是在白馬寺譯出的四十二章經(jīng)，張道陵創(chuàng)立道教也是影響中國的大事。

五德學說

漢朝最早使用年號，建元為第一個年號。漢初根據(jù)五德終始說，定正朔為水德，漢武帝時，又改正朔為土德，直到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劉向、劉歆父子的說法，認為漢屬于火德。漢光武帝光復漢室之后，正式承認這一說法，從此確立東漢正朔為火德，東漢及以后的史書如《漢書》、《三國志》等皆采用這種說法，因此漢代亦被稱為“炎漢”。又因漢朝皇帝姓劉而稱“劉漢”。

學術著作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科技與文化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國家也非常重視教育和學識。東漢桓帝時，僅太學生就號稱有3萬人。在史學方面，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為以后兩千年正史的編纂提供規(guī)范。全書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編寫的《漢書》分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全書體例仿效《史記》，惟改“書”為“紀”，廢“世家”入“列傳”，還開創(chuàng)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藝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漢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內(nèi)容完整的斷代史。更是成為了以后歷代王朝撰寫本朝歷史的范本。而兩漢時期其他的史書還有《東觀漢書》、《漢紀》和《吳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漢代的作家所開創(chuàng)的史學標準，直到18世紀都一直領先于世界。宣帝時期，在太學中立學官的，《易》有三家，《書》有三家，《詩》有三家，《禮》有一家，《春秋》有兩家，共十二博士。東漢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東漢晚期，古文經(jīng)學走向發(fā)達，今文經(jīng)學日益衰微。漢政府設立樂府，搜集民間詩歌，即為樂府詩，后世的《樂府詩集》《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中便搜集了不少漢代樂府詩，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是寫成于漢代末年。賦是一種新的文學體裁，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張衡的《二京賦》等均為千古傳頌的文學名篇。漢代時期，隸書亦漸漸取代小篆成為主要書寫字體，而隸書的出現(xiàn)則奠定了現(xiàn)代漢字字形結構的基礎，成為古今文字的分水嶺。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標點符號的雛形。

尊儒尚法

漢代在立國時用無為而治之法，文景時期，又用道家黃老思想為主，并輔以儒家和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不僅強調(diào)無為，還注重禮與德的作用，既承認法律的重要性，又堅持約法省簡，務在安民。而從漢武帝之后，統(tǒng)治者又確立儒家思想成為了正統(tǒng)思想，并輔之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輔”，即先用德禮教化，教化無效再施之以刑罰。這種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成為漢武大帝以后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對后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漢宣帝曾有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便是這種思想的精辟闡述。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所毀壞的很多文獻書籍，通過漢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和發(fā)掘記錄得以重現(xiàn)，包括五經(jīng)當中的古文尚書，也是這時候發(fā)掘整理出來的。漢武大帝采納董仲舒、公孫弘等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經(jīng)學成為學術主流。據(jù)歷史學家黃現(xiàn)璠考證儒學獨尊之時代背景時，曾說：“儒學獨尊之原因，在客觀條件上是由于漢至武帝，六十余年間，社會經(jīng)濟已呈繁榮;帝王集權亦經(jīng)樹立;學術思想自然趨于統(tǒng)一。蓋諸家學說皆與帝王集權沖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權。儒家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正合帝王專制之治。加之，儒家學說范圍極廣，言訓詁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陰陽五行等，皆可附從，故得信仰者眾。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儒學遂取得獨尊地位。于是，五經(jīng)博士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時即于此時開始。博士儒學參與實際政治，已非文景時具官待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