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制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茍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雖然很節(jié)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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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種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

相當長時間以來，宋朝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將宋朝描述成貧弱王朝的有兩種人，他們都懷抱著國家富強的強烈愿望。

一種人是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興起于慶歷新政，至熙寧年間的王安石變法達到高潮。改革總會遇到各種阻力，有的來自作為頑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慶歷新政時期的夏竦集團;有的則來自不同改革路線的政敵，如王安石變法時期的司馬光。

為了論證改革的勢在必行，必須將宋朝的現實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將改革的目標與未變革的現狀對立起來。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積貧積弱也就成為改革派描述宋朝現狀的一種模式。為了制造改革的輿論，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全面批評宋朝前期因循茍且的萎靡政局，特別是財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雖然很節(jié)儉，但是百姓還是不富裕;皇帝雖然很勤政，但是國力還是不強盛。甚至說只是僥幸沒有遇上嚴重的天災人禍，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統治早已搖搖欲墜。在一片富國強兵的呼喚聲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為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宋朝以后掌握國家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的理學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頤、朱熹等人開創(chuàng)的，這些人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理學家倒也不一定反對富國強兵，但認為只有通過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所以理學家強調的是王安石心術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積貧積弱。

古代文人對于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還是大興文治，因為宋朝結束了五代的亂世，也結束了武人掌權的政治，通過科舉，將國家的治理托付給了文人，文人對此還是頗有點感激涕零的意思。當然，面對北方的強敵，宋朝在軍事上始終不占據優(yōu)勢地位，非但不能收復燕云，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評宋朝國勢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實是“弱而不貧”，他說仁宗皇帝“過于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神宗皇帝則犯了“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的錯誤。

將宋朝描述成積貧積弱的第二種人，則是近代的一些史學家。面對近代中國遭遇的劫難與屈辱，以及中國在西方列強面前所暴露出來的貧困孱弱，近代知識分子無不痛心疾首。特別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有些歷史學家將對國家的感情投射到歷史上，宋朝就成了他們抒發(fā)抗戰(zhàn)決心與悲憤心情的一種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鄧廣銘先生，他于抗戰(zhàn)時期的研究專注于宋代的抗金英雄辛棄疾、韓世忠、岳飛、陳亮等。而據當代史家考證，宋朝積貧積弱的說法，也正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出現的。到1963年，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第3冊中，明確將“積貧積弱”作為一個詞組來描述宋朝，說宋神宗將“王安石召入政府，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中國史綱要》是很有權威的教科書，影響極大，“積貧積弱”也因此成為國人對宋朝的一般印象。

也有學者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

宋代是個全民皆商的社會，也是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時代

近代以來，也有些學者為宋朝描繪了一種與積貧積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譽為古今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時代。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后得多，但是以后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夸獎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

的確，宋代是個全民皆商的社會，從事商品經營者包括：官員胥吏、皇室國戚、士人鄉(xiāng)紳、寺廟僧尼、鄉(xiāng)村農戶、鄉(xiāng)鎮(zhèn)個體手工業(yè)者、行商坐賈、城鎮(zhèn)市民、浮游流亡人戶、其他人戶等等。在宋人的觀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經商，“農不若工，工不若賈”的思想越來越流行。

隨著商品市場的擴大和進入流通市場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經濟越來越發(fā)展為規(guī)模經營，社會上日益出現一批資產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飯店擁有50余爐，雇工達100～200人;有的金銀彩帛鋪，交易動輒上千萬;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等。商業(yè)的經營方式有長短途販運、產銷一體化經營、行商坐賈聯營、批發(fā)零售結合，以及包買包賣預買預賣等類型。

宋代也是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時代，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中的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個精神文明高度發(fā)達的時代，隨著理學的誕生，儒學在北宋實現了復興，儒、道、佛三家也開始相互交匯地深入發(fā)展，傳統經學進入了“宋學”的新階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韓愈、柳宗元開創(chuàng)的古文運動，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據了六大家。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發(fā)展經濟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以上這些學者的觀點被重新發(fā)掘。于是近些年來，人們驚喜地發(fā)現，宋代根本不是積貧積弱，反而是一個經濟發(fā)達、文化燦爛、科技進步、思想開放的時代。有些學者甚至還將中華文化復興、中國現代化或者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希望，有意無意地寄托于宋朝的經驗傳統。

宋朝的富國強兵策略為何半途而廢

經濟發(fā)達、財富積累，并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

在王朝興衰循環(huán)的大視野中，宋朝并沒有任何神奇獨特的地方，既非貧弱，也絕非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但宋朝本身的興衰仍然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這就是神宗時代富國強兵策略的半途而廢。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通過王安石的理財，富國實現了，但是強兵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

變法的主要內容，如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雖然也具有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性質，但發(fā)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增加民眾的財富、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當時發(fā)動和主持變法的機構是宋朝的財政部門。司馬光極力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指斥王安石“與民爭利”，王安石辯駁稱“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美其名曰“理財”。

單純的富國，并不能為變法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相比而言，強兵的旗號更加神圣正確，也讓壯懷激烈的神宗皇帝心馳神往。收復燕云十六州，是宋太祖、太宗未酬的壯志;與契丹國澶淵之盟中的約定，讓神宗皇帝感受不到大國的尊嚴;就連西北藩屬黨項族，也竟敢自稱大夏，與宋朝分廷抗禮。即使不敢想象盛唐時期萬國來朝、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的榮耀，至少不能放棄太祖、太宗收復失地、統一疆土的使命，同時也要保證宋朝在列國中相對的優(yōu)勢地位，這是宋神宗對自己政治事業(yè)的期待。通過王安石的變法，宋廷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宋神宗又將其中相當部分儲蓄起來，作為特別軍費(封樁錢)。

然而，經濟發(fā)達、財富積累，并沒有直接提升軍事實力。王安石變法期間，王韶攻占熙、河(今甘肅臨洮、臨夏)等州，并招撫河湟一帶(今青海東部)吐蕃部族30余萬人，拓地2000余里，史稱“熙河開邊”，這是宋神宗統治時期強兵方面最輝煌的成績。然而元豐年間宋廷出兵攻打西夏，遭遇永樂城大敗，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宋神宗富國強兵的夢想徹底破滅，年僅三十八歲即英年早逝。

宋神宗去世之后，哲宗繼位，開始時太皇太后高氏支持司馬光當政，司馬光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并引發(fā)了激烈的黨爭。等到哲宗親政，又重新起用變法派官員，打擊元祐黨人，這種局面一直延續(xù)到徽宗時期。哲徽兩朝開邊活動雖然仍在繼續(xù)，但軍事實力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加強。“富國”政策既不能支持對外擴張，也不能用之于民，于是就表現為赤裸裸的斂財。宋徽宗或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但是并不能改變他是一個昏庸、貪腐的皇帝的事實。

同樣的道理，即使宋代是一個經濟文化特別燦爛輝煌的朝代，也不能扭轉宋朝在軍事上屈辱失敗的命運。

或許有人認為，南宋的經濟文化依舊發(fā)達，江南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文化上不但有朱熹完善了理學的思想體系，而且出現了陸九淵、葉適、陳亮這樣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與此同時，南宋的軍事戰(zhàn)斗能力也得到了恢復，蒙古鐵騎所到之處，能夠抵御幸存的國家少之又少，南宋在宋金戰(zhàn)爭中立國，抗擊元軍長達數十年之久，在被元軍征服的國家中可謂軍事強國。

如果這些判斷是成立的，那么比較北宋，同樣是經濟文化非常發(fā)達，南宋在長期的戰(zhàn)爭中恢復了軍事實力，而北宋卻因為片面強調文治、過度限制武人權力，對國防采取了消極因循的態(tài)度，最終釀成深重的政治軍事災難，給國家與民族帶來無窮的禍害與苦痛。

富國不一定能強兵。當然，為北宋的民眾帶來安定的生活和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是和平而不是戰(zhàn)爭。和平來自于具有相對優(yōu)勢地位的軍事實力以及積極高效的防御政策。澶淵之盟為宋遼兩國帶來百年和平相處，將其理解為屈辱的城下之盟是有失公允的。但澶淵之盟的外交成果，是以宋軍在澶淵之戰(zhàn)中獲得相對優(yōu)勢為前提的。如果澶州之戰(zhàn)宋軍一敗涂地，等待宋朝的將是滅國之災，而絕非一紙盟約，這一點在日后的宋金之戰(zhàn)中以最殘酷的方式驗證了。

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背后

無論是積貧積弱還是燦爛輝煌，都是人們因為現實中的期待而對歷史的想象

歷史學家為人們刻畫了宋朝兩張截然不同的面孔，但無論是“積貧積弱”還是燦爛輝煌，都不過是人們因為現實中的期待而對想象中的歷史發(fā)思古之幽情而已。要對宋代歷史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把握，不能止步于幾個簡單的形容詞，而需要回到一些基本的常識，把握這些基本常識還需要突破朝代的限制，將眼光拓展到全球視角下的整個中華帝國史：

第一，宋朝是秦朝以來中國古代十個左右大王朝的其中之一。這種王朝在政治上是君主專制——君主專制并不是指皇帝對所有的行政事務獨斷專行，而是指最高政治權力歸皇帝一人所有。皇帝一人通過官僚系統統治疆域內的所有民眾，民眾將家庭的人口與財產情況登記在國家的簿冊上，承擔著向國家納稅與服役的義務——這是中國王朝最基本的統治結構。

第二，古代中國是世界范圍內唯一的政治與文化形態(tài)始終延續(xù)的帝國體系，政治大一統、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崇尚儒家文化，是中華帝國的基本形態(tài)。中華帝國的政治體系具有治亂循環(huán)的特點。在穩(wěn)定時期，中華帝國的民眾通過辛勤的農業(yè)勞動以及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商活動，可以迅速地繁殖人口、積累財富，并在此基礎上享受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培育溫文爾雅的禮儀文化，成為已知世界的文明中心。在經濟文化燦爛輝煌方面，宋朝與其他大王朝相比，既非特例，也非例外。

第三，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有一定的規(guī)律可循。初創(chuàng)時期一般休養(yǎng)生息、積累財富、培養(yǎng)國力，否則就會迅速敗亡。國力恢復往往導致兩種后果，一是實行富國強兵政策而對外擴張，結果勞民傷財、疲罷民力，國運由盛轉衰;二是誘發(fā)政治腐敗，導致社會貧富分化，底層民眾無以為生，最終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