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以前，我已拜讀過簡雄同樣談江南文化的《大戶人家》，而與《大戶人家》的抒情風格不同，這部《士風乍起》中的文章，很多都帶有學院研究的氣息，但又不是純論文式的。為該書作序的蘇大社會學院余同元教授將之評判為：“……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歷史散文表達，于辭章、義理、考據的有機結合中，揭示出江南別樣士風興起的原因、過程和意義。”

歷史研究并非我所長。然而作為一個蘇州人，我欣喜于借助該書填補若干對家鄉(xiāng)人文認識中的空白。這部《士風乍起》的核心部分，我以為是第一卷《案上書》中的前三篇即《士風乍起》、《晚明風氣》以及《士悅傾城》。它們聯合起來，構成了作者眼中對“明清江南士林精神的一種解讀”。“士”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名詞。上古時它指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時為卿大夫的家臣;至春秋末年百“姓”涌起后，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精英分子的統稱。“士”本可兼指文人與武人。但中國歷史的流變，使得“武”士逐漸喪失其文化系統，淪為國家暴力符號或游離于主流秩序之外的“俠”、“盜”群體。而“文”士對政治的壟斷，則使得中國在獲得在數千年相對穩(wěn)定局面的同時，喪失了進取和擴張之心。

該書所談論的“士風”，并非文人于國家工作系統中所表現出的儀態(tài)，而是特指明清江南士人群體中所呈現的舉止乖張、行為狂狷抑或隱逸絕世、沉醉山林等行狀。即如書中所說，“活躍在江南的一大批狂狷之士，如王守仁、李夢陽、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徐渭等，從意識形態(tài)到日常生活，就已經明顯形成了與道統相悖的品相”。放浪形骸、醉生夢死乃至“天子呼來不下船”的儀態(tài)早在阮籍、嵇康等魏晉文士身上已展露無遺，千余年后的江南才子們復辟古風的緣由何在呢？該書的觀點是“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即“并不是底層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試圖要掙脫精神枷鎖”。以此為認識基點，書中陸續(xù)引薦的數十位文人墨客便恍若齊齊穿越至忠義堂一般了。

明清江南“士風”釀成的特殊性又與經濟密切相關。當時蘇州堪稱東南第一勝會，經濟總量占到全國十分之一。以蘇州為中心的整個江南(更包括揚州、徽州以及浙東寧紹地區(qū))繁盛的經濟活動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體。商人對娼妓文化的消費推動妓女素養(yǎng)的提升，由此后者中的佼佼者(上廳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靈。在女色黏合劑的作用下，輾轉形成了“士商相雜”的局面。而這一接駁的結果，即是大量文人在思想傾向上出現對主流道統的背叛，相約大跳“江南Style”起來。

《案上書》中的其他篇章如《追尋逝去的文化精神》、《江南士族與文化權利》、《浮華與蒼涼》等同樣以翔實的考據為建構“士風”主題出力。作者很善于從古籍中發(fā)掘看似細碎卻能小中見大的情節(jié)，而這正是余同元教授所贊許的“拋開所謂正史囿于紫禁城內的那點‘宏大敘事’，而從事件的細節(jié)鋪陳開始，或從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入手，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尋找更接近歷史的‘真相’。”比如“瘦馬”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揚州等地將窮人家瘦弱的童女買下，教授琴棋書畫，最后賣給大戶人家做妾，這類女子被稱為“瘦馬”。該書嘆道“這種‘文化詞匯’只有士林才想得出來。”而當士人愿意將聲色之道作為精心雕琢之器時，豈不正可印證其心境之荒蕪寥落，已到了何種程度。

該書的第二卷《微讀書》由作者在微博上撰寫的讀書筆記集結而成，其中很多作品正是《士風乍起》得以完成的輔料和柱石。我經常瀏覽簡雄的微博，作為一個傳統的媒體人，他時常為紙媒在新技術條件下的存留問題思考躊躇。而作為一個新媒體研究者和鼓吹者，我從來對舊媒介捧起的黃卷青燈抱以頗為冷峻的眼光。某種意義上說，此間乍起的或者也是一種新時代的“士風”。而個中原因的分析評判，我很期望能在其下一部作品中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