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條約》為清政府增收入 出賣國權為王權贏利

簽訂《南京條約》，可以說是清朝第一次以主權國家身份，按照雙邊條約方式，去解決法律沖突和國際爭端。大清皇帝在條約中，不是以君臨天下的姿態，而是以承擔國際法的法人身份，出現在條約中。有人說，康熙皇帝早就與俄羅斯簽訂過《尼布楚條約》，“第一次”，應歸于康熙帝。

但是，如果我們對這兩份條約作一下比較，就會發現，它們其實截然不同。首先，《尼布楚條約》只是一份邊界條約，兩個帝國以雙邊條約的方式劃定邊界，類似于古代會盟，嚴格來說，它還屬于中世紀的地緣政治，我國歷代王朝對此并不陌生。而《南京條約》則與邊界無關，它主要涉及戰爭賠款和戰后通商等事宜，并由此而建立起基于主權國家的雙邊關系。

其次，《尼布楚條約》是以拉丁文為主，以滿文和俄文為輔簽訂的，這顯然與傳教士的參與有關。以拉丁文為正式文本，是以尊重教皇仲裁權為前提的，這在西方亦屬于中世紀老例，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后，簽訂條約雙方，都以本國文字為主，不再以體現教皇權威的拉丁文文本作為仲裁依據。基于這兩點，我們認為，真正具有近代意義并以國際法為依據的條約是《南京條約》。在《南京條約》里，中國損失了國權，而清朝卻沒有損失王權，更何況通過《南京條約》，清王朝亦有所獲，即以協定關稅論，中國損失了海關權，而清朝卻增加了海關收入，賣國不是亡國，當然要有回報。

此后，海關收入，成為財政支柱，不再歸內務府，清朝流失的白銀，通過海關找回來了，林則徐找不著北的，被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找到了，你說，誰是大清朝功臣？只要以海關收入作抵押，各國銀行便競相貸款，后來，左宗棠西征，李鴻章建海軍，舉國上下辦洋務，都靠海關支撐。《南京條約》簽訂后，清政府還增加了一項收入，那就是出賣租界地并收取租金。表面上，清政府明文規定，土地不賣給外國人，可實際上，它從不限制由私人轉賣，因此，外國政府，往往先找一名中國人出面，將土地買下，然后再以“永租”的方式轉讓給它，由它來招商，搞房地產開發。

從收入的角度來看，將土地賣給洋人，顯然要比交給農民劃算，搞房地產開發，肯定比農業賺錢。英國人帶來了一套新的國土經營模式--政府租地，招商開發，以房地產經營，營造新城市。對此，清政府又愛又怕。愛的是，荒地變現，另辟財源，地價攀升，還有上漲空間。我們不好統計，清政府趁著租界興起，究竟賣了多少地，增加了多少收入，因為它做得很隱蔽，而且一直在隱瞞。可它還是怕，怕國權賣完了，只好賣王權，而賣了王權，它就完蛋了。不過，中國足夠大，賣也賣不完，更何況大清朝還留了一手，那就是東三省，中國賣完了，它還可以回東三省，東三省是清王朝的命根。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尼布楚條約》為什么用滿文簽而不用漢文簽，為什么徐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東三省是“我朝”、“我國家”對中國主權的貢獻。在王權與國權之間，徐氏并沒有作出明確的區分，就他的身份而言，他當然更傾向于二者的共同點，但他很清楚，王權與國權也有不同點，國際法認可的是國權而非王權。

清朝人不知王朝以外還有國體存在，通過賣國，漸漸意識到王朝與中國并不完全一致，王朝不僅可以賣中國以自救，還可以賣中國以自利。英法聯軍拿下北京后，仍與清朝談判，使清朝得以確認：此夷無亡我之心。于是，大開賣國之門，賂以厚利，拉攏列強，與之合作，共滅太平天國。列強趨利，唯恐清朝死去，遂大力支持。晚清由此別開生面，因與列強“同治”，而一度呈現“復興”之勢。

以賣國增加收入，靠洋人復興王朝，如同吸食鴉片，也會上癮。以海關為例，晚清出賣海關，主權受制于列強，設總稅務司，由洋人主持，清朝聘用之，授尚書銜，司務人員，亦請洋人擔任，原以為大清朝的銀子從此便要大大的流失，可事實是，海關稅收反而因此劇增，當年林大人沒有完成的任務，讓總稅務司完成了。根源在于，列強治下，中國海關制度日益健全。起初，列強以武力為后盾，脅迫清朝同意建立近代海關制度，清朝以為，這樣就被列強掐住了命根。后來清朝發現，列強不要它的命根，而要中國主權，要與它“同治”中國。清朝出賣的不是王權，而是國權，不惜以賣國維系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