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組建第三廳，負責抗戰的文化宣傳。廳長郭沫若到任后，廣泛延攬人才，形成“名流內閣”。但卻有一個共識，即三廳不錄用女性。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說，在最早關于政治部的一次閑話式討論中，“有一則是集中攻擊女職員，他們認為政治部應該以不用女職員為原則。賀衷寒、康澤、劉健群三位主張得最堅決，以為用女職員有百害而無一利。陳誠也表示贊同。他說他最不滿意的是女子穿軍裝，頭發用電燙，腳上有的還要穿高跟鞋，真是對軍人的侮辱。”

1938年，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曇華林鳴鑼亮相。胡愈之、田漢、陽翰笙、郁達夫等眾多文化名人紛紛加入，可謂人才濟濟，集一時之盛。

對敵宣傳是當時三廳的一項重要工作，由擬定中的第七處負責，包括杜國庠、董維健、馮乃超等人。一天，郭沫若突然想到三廳要保證對敵宣傳的效果，必須請些日本朋友來幫忙。而當下有一個特別合適的人選，即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

鹿地亙1935年即在上海從事反戰活動，上海淪陷后，被迫與夫人池田幸子逃亡香港。郭沫若為此專門去找政治部部長陳誠，提出對敵宣傳需要請日本朋友幫忙，并自謙地說自己在日本二十年竟還不能說好日語。陳誠問到哪里去找這樣的日本朋友呢？郭沫若于是便介紹了鹿地亙。他說：“鹿地亙是日本的反戰作家，帝國大學畢業，和馮乃超同期。他現在受著迫害，在香港過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們邀請他，他一定會來，而且會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陳誠當即表示同意。于是，郭沫若與陳誠聯名致電給在廣州辦《救亡日報》的夏衍設法轉鹿地亙，表達相邀之意。同時電示廣州方面某保安處長，清他們派人將鹿地亙夫婦護送到武漢。這樣，一個星期后，鹿地亙夫婦安然抵達武漢。

那天，陳誠與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以及郭沫若一道與鹿地亙、池田幸子夫婦見面。鹿地亙夫婦非常激動與興奮。畢竟香港人生地疏，生活無著。而武漢氣氛則大不一樣。鹿地亙隨后問周恩來：“不知我們到此能做些什么工作？”

周恩來說：“盡可能地參加中國抗戰活動吧！這是我對你們最大的希望。若可能，請在郭沫若、馮乃超兩位協助下，做些對日本軍民的思想啟蒙工作;同時也請盡可能為激勵中國軍民抗敵士氣做些工作。”

鹿地亙連連點頭，說：“感謝你的信任，我們將盡力而為。這也是我們來中國的目的啊！”

這次見面后，郭沫若又與陳誠商議他們的待遇問題。郭沫若提議聘請鹿地亙為設計委員，可解決每月車馬費二百元。陳誠說：“他們倆都是外國人，一個月兩百元恐不夠用，索性請他們夫婦倆都做設計委員吧。”

當時政治部和第三廳均安排有設計委員。鹿地亙夫婦很快收到了政治部頒發的設計委員聘書。郭沫若說，他們倆是“屬廳”的那種設計委員，“事實上成了第三廳第七處的顧問”。

當鹿地亙的夫人池田幸子拿到聘書后，她沒有料到此舉會成為三廳的唯一，也打破了三廳醞釀之初的一種固守，即不錄用女職員的內部規定。據郭沫若在其回憶錄《洪波曲》中介紹，在最早關于政治部的一次閑話式討論中，“有一則是集中攻擊女職員，他們認為政治部應該以不用女職員為原則。賀衷寒、康澤、劉健群三位主張得最堅決，以為用女職員有百害而無一利。陳誠也表示贊同。他說他最不滿意的是女子穿軍裝，頭發用電燙，腳上有的還要穿高跟鞋，真是對軍人的侮辱。”

當時，賀衷寒是擬定中的一廳廳長，康澤是二廳廳長，劉健群是三廳副廳長。他們都是特務組織復興社的主要成員。賀衷寒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政訓處長以及新聞局長，授陸軍中將銜。康澤曾任南京《中國日報》社長、復興社中央干事兼宣傳處處長、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等職，亦為中將軍銜。劉健群亦任過軍委會政訓處處長、三民主義力行社書記長、廣州行營二廳廳長等。這幾位在政治部都屬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共同對女職員的蔑視，自然成了政治部的主導聲音。更何況還有陳誠的支持。這樣，在政治部成立時不錄用女職員則成了一種共識。而原本“閑話式的討論”則演變成了一種規定。

對這種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做法，郭沫若并沒有反對。在以后三廳的遴選人員中都沒有出現女性。郭沫若甚至為此拒絕了時已成名的左翼女作家白薇加入三廳的要求。

陽翰笙曾經評價過白薇“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與丁玲比肩”。白薇1938年抵達武漢，知道三廳正在網羅一些抗戰的文化人，于是便給郭沫若寫信，表達“愿聽憑郭先生驅使”的意愿。郭沫若雖然知道白薇很有才華，但礙于三廳有不錄用女職員的內部規定，故而沒有回應，白薇終與三廳失之交臂。

自從池田幸子打破了這一規定之后，情況即出現了變化。有幸成為池田幸子第二的是另一位日本女人。她外表溫文嫻靜，秀氣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但她柔和的嗓音卻似利劍一樣成為一種特殊的反戰武器。她就是日本女作家、世界語運動者、國際主義戰士綠川英子。1938年7月，綠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幫助下經香港、廣州到達武漢。當時三廳的國際宣傳急需專門人才，綠川英子隨即成為三廳國際宣傳處一名從事對日反戰的播音員，也是自池田幸子后三廳第二位女職員。日本軍方曾稱綠川英子為“驕聲賣國賊”，而周恩來在一次文化界的聚會活動中專門對她說：“日本軍國主義者把你稱為‘驕聲賣國賊’，其實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實的好女兒，真正的愛國者！”武漢時期，綠川英子將整個身心都獻給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以后她在回憶錄《在戰斗的中國》一書的后記中說：“這一階段僅有三個月，時間很短，但卻是多么振奮，多么活躍，多么緊張啊！……我看到了和感覺到了我終生難忘的東西，而這些也定將感動任何國家愛好正義的人們。”她把這一時期稱為“昨日的玫瑰”，以此注釋那一段溫馨的回憶。

兩位日本女人加入三廳，參加中國的抗日宣傳活動，歷史記憶了這兩位女子的身影和聲音。郭沫若曾經評價她們“勇敢的決意和出色的行動，完全證實你們和我們是全然站在同一戰線上。我們大家受同一脈搏的鼓動，我們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標流動，擁護正義，爭取真理，在以決死的意志完成為先驅者的使命的這方面，我們完全是一心同體。”“血向相同的目標流動”，是詩人郭沫若的語言風格，在浪漫中彰顯堅定、正義和力量。它同樣也是對池田幸子和綠川英子這兩位日本女子投身中國抗戰事業的極高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