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的歷史原因 日軍欲進一步迫降東北軍

長城戰役，為抗日戰爭初期的一場戰役。

1933年，日本以熱河省地方官員表示歸附偽滿洲國為由，與偽滿洲國軍隊進軍熱河，東北軍元老、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之后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各隘口與熱河，國民政府派遣宋哲元、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以上均為西北軍將領)、徐庭瑤、關麟征、黃杰、劉戡(以上均為中央軍將領)、王以哲、何柱國、萬福麟(以上均為東北軍將領)等，與日軍在義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羅文峪、界嶺口憑險固守，但最終由于軍備不良、戰力消耗殆盡、戰略位置喪失而撤退。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顫動著歷史的聲音，其中也包括了華北危機和長城抗戰的悲壯歷史。華北危機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華而造成的華北地區的嚴重局勢，實際上也是全國、全民族的危機。長城抗戰是中國抗日軍民在長城沿線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斗爭，是中國人民早期抗日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東北淪陷后，日本帝國主義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華北廣大地區。1933年元旦夜11時，日軍開始向山海關進攻。愛國將領何柱國率守軍奮起反擊，千百年前古人留下的長城再次點燃了抗擊侵略者的烽火。通過3個晝夜的激烈巷戰，中國守軍第1營、3營將士全部殉國，1月3日山海關失陷，日軍將太陽旗插上了天下第一關的城頭。

日軍很快轉向進攻熱河(包括今河北省東北部、遼寧省西南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共22個縣)、察哈爾省(今張家口地區及內蒙古蒙古族自治區南部與河北省接壤地區)一帶，力圖先占領長城北部地區，再攻破薊鎮、宣鎮長城防線。在承德失守，在義院口、界嶺口、青山口、喜峰口、鐵門關、羅文峪、冷口、古北口、多倫、張家口等100多個長城關口、蜿蜒1000多里的長城沿線上，中國守軍嚴陣以待。

日本占領東北之后，深知山海關是連接東北和華北的咽喉要地。此外，山海關是關內援助東北義勇軍主要通道，日軍為消滅義勇軍正欲“奪之而后快”。為此日軍不斷在山海關東羅城、東關校場等地建設營房、構筑工事、設置崗哨，與中國駐軍呈犬牙交錯之勢，并嚴密監視中國軍隊的軍事行動。榆關正面的四千日軍虎視眈眈，東部日軍炮兵陣地居高臨下，海面上有11艘日軍驅逐艦停泊。駐守榆關的張學良東北軍第九旅，對日軍各種明目張膽的挑釁忍辱退讓。日方指使駐守山海關的日軍守備隊隊長落合正次郎誘降第九旅旅長何柱國，表示日方愿幫何柱國攻下熱河，建立一個包括冀東和熱河在內的自治政府。何柱國對日方的誘降敷衍拖延，始終沒有答應。

日方見誘降不成，開始不斷的制造事端，借機開戰。從1932年5月開始，制造了“義勇軍事件”、“強登第一關城墻事件”和“炮擊榆關事件”，多因中方的讓步沒有燃起戰火。1932年12月的“炮擊榆關事件”之后，何柱國知道日軍決不會善罷甘休，他赴北平向張學良報告榆關的情況。張學良為洗刷“九·一八”之恥，決心抵抗，并在長城沿線作了全面的軍事部署。戰前日軍在榆關陸軍總兵力約3000人，野戰炮40門，鐵甲車3列，坦克20輛，飛機8架，軍艦2艘。榆關城里的中國軍隊只有第九旅的626團，兵力2257人，武器配備只有迫擊炮、平射炮和機關槍，625團和627團的兩個營駐于榆關外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