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社會部1939年2月在延安成立，當時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盡管再度攜手合作，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此后，相關措施紛紛出臺。于是中央社會部在此背景下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在《關于成立社會部的決定》中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做出《關于成立社會部的決定》。指出：目前日寇漢奸及頑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細企圖混入我們的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為了保障黨的組織的鞏固，中央決定在黨的高級組織內成立社會部，即中央社會部，簡稱中社部。

延安城南的七里鋪，有個偏僻的小溝。1938年6月，這里突然來了36名學生。三孔窯洞，一個班擠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間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一天24小時都在一起。學員們被告知，不準與外面聯系，不要互相打聽來歷，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這里是陜甘寧邊區保安處舉辦的第一期情報偵察干部訓練班。而后又連續舉辦七期，培訓了大批情報偵察干部。由此，人們戲稱七里鋪是培訓共產黨情報保衛人員的“黃埔軍校”。

把七里鋪稱為“黃埔”，這口氣也許大了。中共情報保衛部門辦訓練班可不是七里鋪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棗園訓練班，旁邊有邊區保安處的三十里鋪訓練班。

當時的邊區，情報保衛干部缺口很大，有文化的干部缺口更大。雖然都是情報偵察訓練班，七里鋪的學員都是知識分子干部，三十里鋪則都是陜北本地干部；七里鋪的培訓目的是打入敵后，三十里鋪的培訓目的是做邊區本地公開工作。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在訓練班講授革命氣節。因為學員們畢業后都要被派到敵后工作，都將面臨出生入死的考驗。陳云說，做一個革命的情報人員，對革命忠貞是首要條件。外國和國民黨靠金錢美色收買間諜，中共的情報工作向來重視理想、信仰與道德教育。

授課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鄧杰等人都在白區搞過地下工作，有些曾經被捕過，經受過酷刑的考驗。他們的課，讓學員們堅定了信念。

訓練班的課程同正規學校不同，沒有教材，也沒有系統的理論，但是，授課人都有豐富的隱蔽斗爭經驗，結合實例講解，學員們十分解渴。

中社部部長講授反托派斗爭。革命陣營內部的反對派，被稱為最危險的敵人。中社部副部長潘漢年介紹日本情報機構。那日本女諜川島芳子的活動能力，真是令人驚嘆。臨時從國民黨統治區回延安的李克農，抽空到訓練班講課。特科時代從事地下活動，國共合作時代具有合法身份，兩種條件下開展秘密工作應有不同的方式。紅隊怎樣英勇鋤奸，八辦如何騙過特務監視，李克農講得比小說還生動。劉鼎向大家演示如何化裝。這個老同志不僅善于使用偽裝身份，而且善于變換自己的面目……

經過半年訓練，一個月實習，第一期情報偵察干部訓練班學員結業。七里鋪第二期訓練班于1939年2月開始，11月結業。這期學員全是男生，而且上來就學一個月日語。按計劃，這些人畢業后將全部派往日軍占領區。

二期的教員職務沒有一期高，課程卻更加專業。長期在敵后工作的八路軍保衛部長吳改之，教如何密寫。曾希圣則教情報分析。

中共在紅軍時期就開展無線電偵聽工作，從中獲得大量國民黨軍事情報，為反圍剿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曾希圣就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建國后，曾希圣任安徽省委書記。

劉鼎教無線電通訊。同周恩來一起留學法國之后，劉鼎又到德國學習軍事機械制造，到蘇聯學習軍事工程設計，回國后在中央蘇區造出紅軍自制的第一門炮、第一批炮彈。熟悉現代技術的劉鼎向大家教授收發報技術，沒有電臺就用錘子敲擊鐵軌來演示電碼。這位擅長技術的劉鼎，建國后任第一機械部副部長。

訓練班最有意思的是實習。領導上派出兩組人員，一組情報，一組偵察，兩組互相不相識，暗中斗法。

七里鋪一個學員實習諜報員，化裝成賣菜小販，到了預定地點，這老兄把擔子橫在路上叫賣。三十里鋪的學員實習抓特務，一看這人就不像小販，哪有擋路做生意的小販？于是，三十里鋪學員抓了七里鋪學員，一直鬧到上級保衛機關，才弄清都是自己人。

二期學員也出了不少干部。王林在延安時曾任毛澤東的行政秘書、建國后任北京市民政局長，侯良后任新疆公安廳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杜定華后任新疆公安廳副廳長、新華社紀檢組副組長，嚴夫、張季平后任國家安全部局長，楊崗后任四川公安廳長，伊里后任陜西公安廳長，薛光后任新疆公安廳長，喬莊后任云南公安廳長，郝蘇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總政治部保衛部部長……

就是這些從延安窯洞走出的年輕學員，后來做出了驚天動地的業績，組成了新中國情報、保衛戰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