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中國特此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邀請了包括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在內的臺灣同胞一起在天安門觀禮。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連戰時表示，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都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對岸卻一直強調抗日戰場由國民黨一方主導，只字不提共產黨的貢獻。近日，《北京日報》“史海鉤沉”欄目刊出一篇署名陳睿的文章——《國民黨為什么打不好敵后游擊戰》，為我們理解那段艱難歲月提供了一份參照。

經過數次會戰后，國民黨正面戰場傷亡慘重。受共產黨敵后戰場游擊戰的啟發，蔣介石曾明確表示，“游擊戰重于正規戰”。為此，抗日游擊干部訓練班誕生，中共派出葉劍英等同志擔任教官。然而，同樣是打游擊戰，雙方的效果天差地別。日軍的一份評估報告顯示，對國民黨游擊隊的評價為“缺乏大員統率”、“非正規之游擊隊分子復雜”等，對中共游擊隊的評價則為“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

以下為文章原文：

1938年底，經歷了淞滬、武漢等投入兵力近百萬的大會戰后，國民政府損失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陸軍兵員不及原編制的一半，海軍和空軍則幾乎傷亡殆盡。此時，受共產黨部隊敵后游擊戰的啟發和鼓勵，蔣介石考慮執行新的抗戰策略——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

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明確提出：“游擊戰重于正規戰”

1938年10月，蔣介石在武漢召開的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欲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游擊戰，擾亂敵人之后方，而牽制其行動，破壞敵人運輸交通，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之作戰。”

1938年11月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會上，蔣介石明確提出：“政治重于軍事，游擊戰重于正規戰。” 并要求：全國部隊三分之一兵力配備在游擊區域——在敵軍的后方打游擊；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對敵抗戰；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訓。此外，還在敵后專門設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游擊戰區。1939年1月7日，蔣介石指示國軍各戰區軍事長官：“應以一部增強被敵占領地區內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且按戰區具體狀況逐一指示方針，如：“第九戰區應以有力一部向武漢及沿江各要點游擊，并保持九宮山游擊根據地，不斷襲敵后方”，等等。

為了盡快辦成此事，國民黨政府向應邀參加會議的周恩來、葉劍英陳詞，并向中共中央打電報，請求派干部到訓練班擔任教官。中共中央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是有利于團結抗戰的措施，決定派人去。毛澤東說：“去吧，去講我們的一篇道理。”于是，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班子，對外稱“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即赴南岳。代表團由葉劍英擔任團長(后為李濤)，教官有李濤、邊章五、吳奚如、薛子正等。李濤在干部訓練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及如何做群眾工作等課程。

1939年1月24日，國民政府成立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蔣介石親自擔任主任，白崇禧、陳誠擔任副主任。學員來自各戰區部隊營長以上軍官和高級司令部的中級參謀人員，結業后回原部隊辦班訓練連、排長等基層軍事骨干，編組游擊隊，到敵人的側面和后方去開展游擊戰爭。由于共產黨是公認的游擊戰專家，所以訓練班專門邀請共產黨員來講解游擊戰術。當時，葉劍英擔任了訓練班的副教育長，帶領共產黨干部30多人參加籌建和教學工作，編寫教材、備課、試講。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國民黨部隊建立了一些敵后抗日根據地，但戰績卻十分糟糕

在蔣介石對“游擊戰”的重視之下，最高峰時，敵后戰場的國民黨部隊達到了近60個師，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裝，兵力接近100萬。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在敵后戰場的主要抗日根據地包括：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臺山根據地，恒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日照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海南根據地等。

然而，國民黨部隊的這些敵后抗日根據地，戰績卻十分糟糕，在日軍的進攻下連連敗退、損兵折將。比如，中條山戰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軍進攻中條山根據地，只用35個小時便完成了外側包圍圈，只用40個小時完成了內側包圍圈，實現了對近20萬國民黨軍隊的雙重合圍。前后不過30天的時間，中條山根據地陷落。據日方統計，中國軍隊此役被俘3.5萬人，遺棄尸體約4.2萬具，日軍戰死僅679名，負傷2292名，傷亡不足中國軍隊的1/12。蔣介石稱此役為“抗戰史上最大之恥辱”。到1943年左右，國民黨在華北的敵后根據地基本上都丟掉了。

1944年6月22日，時任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在與中外記者參觀團談話時說：“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后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一百萬(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時期的統計，華北約有八十萬，華中約有二十萬)，由于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練，絕大部分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為數甚少。”堅持在敵后的總共不過2萬至3萬人。更令人無語的是，在國民黨敵后抗戰隊伍中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丑惡局面。其中，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公秉藩、吳化文、李長江、王勁哉等都是上將與中將級人物。在他們的帶領下，數十萬國軍先后投降當了偽軍。

同樣是開展敵后游擊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與國民黨領導下的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相反，中共領導下的敵后根據地，卻從只有不過150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迅速擴展到十多個省；武裝力量也從最初的數萬人，發展到近百萬。同樣是開展敵后游擊戰，同樣是經營敵后抗日根據地，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對于打好游擊戰，共產黨、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有過論述。朱德在抗戰初期的《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中指出：“抗日游擊戰爭主要的是政治戰爭。”“政治戰爭的要點，第一，在整頓內部，除去內部隊員中不正確的觀念和壞的習慣行為，求得游擊隊本身鋼鐵一般的團結，無論如何不會瓦解，任何的風浪都能經得住，吃得起……政治戰爭的第二個要點，是以群眾為堡壘，把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政治戰爭的第三個要點，是瓦解敵軍。”白崇禧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打游擊乃保存實力之作法，殊不知敵后游擊，任務極為艱巨，因補給困難，且多半以寡抵眾，以弱抵強，故必須官兵加倍淬厲奮發，機警勇敢，絕非保存實力者所能勝任。”

然而，國、共兩黨領導下的敵后游擊戰的實際表現卻大不相同，這一點從日軍的評價中可見端倪。日軍有一份評估報告稱，國民黨游擊隊有五大弱點：“(一)各游擊隊常互爭地盤，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員統率，彼此不能密切聯系，易于各個擊破；(三)缺乏優良武器，不能作陣地戰；(四)正規游擊隊雖破壞力強，但對人民濫施權威，致不得民眾之信仰；(五)非正規之游擊隊分子復雜，大多為土匪散兵結構而成，戰斗力既不強且領導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國家觀念，易以利相誘。”而對共產黨的評價卻是：“中共是有鐵的紀律的黨組織，以黨為核心團結軍、政、民進行所謂四位一體的活動……它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方針，將抗日戰變為政治戰，在建設解放區的同時，鼓動民眾廣泛開展‘游擊隊’活動……至1941年，方面軍(才)覺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